記者之所以喜歡跑兩會，原因之一是兩會上高官云集，能“堵”到、“逮”到、“搶”到很多大新聞——現在不需要堵、逮和搶，部長們主動曝料，打通了各種阻隔，樹立了開明開放的政府形象。期待“部長通道”不只在兩會期間存在，最好能成為一種官媒交流、官民溝通的常態化新聞通道。

事實上，“部長通道”已經有了常態化的制度基礎。各部委已建立新聞發布制度，定期向媒體發布新聞，回應記者提問——只不過部長們較少親自出席，以后部長們應更多地站到發言席上。國務院在推進這種制度安排，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首次明確，遇重大突發事件、重要社會關切等，政府主要負責人要帶頭接受媒體采訪，表明立場態度，發出權威聲音，當好“第一新聞發言人”。

此次部長們在通道上的活躍表現，既起到了在很多問題上“澄清謬誤，明辨是非”的正能量傳播效果，滿足了媒體和公眾的新聞渴求，也有效引導公眾理性看待政府部門工作，在一些問題上贏得公眾理解。部長越坦誠，公眾也越理解，沒有一個實話實說的部長被吐槽，也沒有一個坦誠回應的部門被批評，這就是打通官民阻隔后產生的效果。

部長們主動站出來答問，能夠讓政府部門更有親和力，民眾對政府部門更有親近感。各部委負責的事務與百姓利益密切相關，公眾有很多困惑需要與政府有關人員交流，而部長往往是一個部委最直觀、最直接的象征，是部門最好的名片。部長站出來通過媒體與公眾交流，會讓公眾覺得政府離自己很近，產生實在的“交流和信息獲得感”。

部長站出來答問，也體現了一種政府誠意，能夠減少新聞信息傳播的中間損耗，部長應該是一個部門掌握信息最多、最先知情、也最權威的人，站出來回應公眾關切，公眾會更相信。老百姓有時候之所以變成“老不信”，不僅是“說了什么”，更在于“誰在說”，部長站出來說更能提高發言的可信度。這可能也是總理多次要求部委主要負責人“積極回應輿論關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是部委主要負責人說，而是層層授權讓其他人說，不僅信息轉換中會有損耗，其他新聞發言人有時因為不掌握權威信息，也怕擔責，在種種自我審查、自我限制中“不敢說不愿說”，部長們就不用有這種擔心了。常常發生這種情況，部委中某個官員接受采訪后，引發爭議，該部委又去澄清，影響了政府公信力——部長親自去說，可以避免這種現象發生。

部長們經常面對媒體，可以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示范效應，部門其他官員也會善待媒體，積極讓部門事務變得開放透明，而不會把記者當皮球踢。記者們的經驗是，一個部的部長很開明的話，局長、處長們與媒體也會相處融洽。

部長們多面對媒體多發言，不僅能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也帶動部門新聞發言人，更加重視與媒體溝通。部長直接面對媒體回應關切，還能直接讀到民情民生民意，而不是看別人的輿情匯報。（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