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22日上午8時許，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和市區地鐵站接連發生三起爆炸，截至北京時間22日22時許，爆炸共造成34人死亡，約170人受傷。爆炸引發國際輿論普遍譴責。

這是戰后布魯塞爾所經歷的規模最大、傷亡最慘痛的恐怖襲擊事件，也是迄今最靠近“歐盟心臟”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一次。

比利時恐襲

去年11月13日，法國發生震驚世界的巴黎恐襲事件，事件涉及8名直接參與襲擊者和眾多幕后策劃、窩藏者，而這些人中許多都是居住在布魯塞爾市郊的北非裔穆斯林，其中包括主嫌阿巴烏德等。去年圣誕節后，比利時警方曾對布魯塞爾、列日兩地郊區“重點社區”進行排查，發現大量暴恐線索，但此次3·22事件表明，僅靠這種特別行動，不足以消除暴恐隱患。

如許多分析家所言，比利時在西歐國家中較早意識到異文化地區移民大量涌入和聚居，可能對社會安定構成隱患，并早在幾十年前便開始采取一些疏導防范措施。但大批來自北非等地的移民、難民抱團之下的半封閉性質“邊緣化社會”，已經形成。上世紀90年代后半葉，比利時進入經濟轉型期，布魯塞爾周邊多個老工業區大批企業倒閉，大量藍領熟練工崗位消失，很多穆斯林和非洲裔移民也失去最直接集中的就業源。這造成部分喪失希望的移民更自我封閉，而原教旨思潮便趁機填補了這個“空洞”。

要看到，國際恐怖勢力早已駕輕就熟地將原教旨網絡，改造成擴充勢力、招募兵源、收集恐怖經費的“物流體系”。而對這一“物流體系”，長期以來國際社會或視而不見，或掉以輕心。申根協定的簽署是歐洲一體化的重要環節，卻因配套設施的不齊全，客觀上又令“跨國暴恐”更添方便之門，“本國反恐”卻橫生掣肘之梗。

巴黎恐襲后就有人稱，莫倫瑞克乃至布魯塞爾成了“歐洲原教旨暴恐中轉站”，若這一“物流體系”及其成因得不到重視警惕，“暴恐中轉站”就能輕易利用“歐洲無疆界”的便利和原教旨網絡、邊緣化社區兩大溫床，在某些地方重新滋生。

而比利時其實對恐怖主義威脅也已提高了警惕，去年底將恐怖警戒級別提升到2級，3·18抓獲巴黎恐襲中唯一長期在逃的阿卜杜拉姆后提升至3級，眼下更提高至4級（最高級），但高等級戒備下的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對其可持續性提出了高要求。

相較之下，更應盡快修復的問題或許在于，布魯塞爾乃至西歐許多都市，其捷運系統多采用開放式，安檢措施聊勝于無，這為恐怖分子從容作案和快速“轉場”提供了便利，2015年8·21巴黎高鐵未遂暴恐案，嫌犯卡扎尼就利用這漏洞險些制造了驚天大案；此番三起連環爆炸，一起正發生在捷運系統內，另兩起雖發生在設有安檢關卡的機場中，卻爆炸于安檢系統管制范圍外的出發大廳。

顯然，若不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捷運安檢模式，3·22式隱患仍很難被防范和排除——問題在于，人們究竟愿意和能夠為反恐和社會治安，犧牲多少生活便利？而這，也是擺在比利時乃至其他某些國家人們面前的難題。

□陶短房（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