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以來，青年學者江緒林、“天才史學少年”林嘉文因抑郁自殺，將抑郁癥患者境遇帶入公共視野。據新京報報道，我國各地抑郁癥患病率在1.6%-4.1%之間，但目前僅有精神科醫師2萬多名。而抑郁癥治療市場則亂象叢生，出現養生美容專家“坐堂”治療抑郁癥、心理咨詢師違規介入等；醫生、家庭和社會組成的“治療聯盟”，也處于缺失狀態。

“用宇宙能量去掉體內不和諧信息”、“不打針不吃藥，一個月內就可康復”……當前抑郁癥治療市場的亂象讓人觸目驚心。然而，治療環節的弊病，不過是抑郁癥作為社會“問題”當中的一環。此前早就有專家表示，抑郁癥2020年將成為僅次于癌癥的第二大殺手，但無論是社會對抑郁癥的認知水平，還是相應的醫療救治、公共干預力度，都遠未能匹配其嚴重性。

在公眾輿論中，抑郁癥一度有著形而上的色彩。江緒林、林嘉文自殺，不少人大談其背后形而上的原因，而對抑郁本身的病理本質避而不談，這浪費了名人抑郁案例本可帶來的常識普及機會。這還只是抑郁癥被誤讀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抑郁癥患者，可能長期生活在社會誤解乃至歧視陰影中。

社會對抑郁癥的認知滯后，呈現出兩種顯而易見的副作用。一是，抑郁癥的“疾病屬性”長期得不到正視，動輒被“精神病”概念捆綁著遭歧視，這種歧視客觀上加劇了患者生存環境惡化；二是，對抑郁癥患者的公共救助，包括對抑郁癥患者互助組織的援助、專業救治人才的培養等都很匱乏。

在專業救助上，當前我國有著60萬之多的持證心理咨詢師，但并未有效納入專業的醫療機構當中。這背后，主要還是社會對疾病范疇內的抑郁癥科學認知與信息掌握存在嚴重脫節。一個細節是，當前我國連抑郁癥患者的基礎性普查診斷數據都缺乏，這決定了，抑郁癥患者對于治療資源的真實需求，很難準確傳遞到“供應端”的改善上去，從而出現“結構性”的資源緊缺，如心理咨詢未能升級為專業的抑郁癥診斷力量。

由于抑郁癥治療的長期性、反復性及治療費用高企，很多患者要么導致出現“病急亂投醫”，要么“自生自滅”。基于此，將抑郁癥救治全面納入醫保范疇，并普及公益性的心理咨詢部門，或將緩解抑郁癥治療率低下的問題，也利于抑郁癥的“去神秘化”。據媒體報道，當前我國精神衛生投入占衛生總投入的比重僅為1%，而有些國家為20%，說明相關的投入亟待“挖潛”。

公共救治體系補缺不可或缺的一環，還有抑郁癥常識的社會普及。像日本在2009年就推出一套防治中學生抑郁癥的視頻教材，很多學生由此開始重視個人心理疏導。在抑郁癥呈低齡化趨勢的今天，這項措施尤顯必要。

讓抑郁癥和抑郁癥患者走到陽光下，而非為失范治療市場所禍害、為歧視所困，已不容再回避。無論是宏觀上全面摸底中國抑郁癥患者的信息檔案，還是加大對抑郁癥治療資源的投入和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補全孱弱的救治、康復醫療體系，都迫切需要公共部門的“覺醒”與行動。據了解，抑郁癥防治已列入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重點，而列入重點之后，更要有切實行動，去還上我們對抑郁癥患者關懷不夠的道義欠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