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張國榮、海子、顧城是內地小資情懷的三大俗。從審美的層面，張國榮代替我們完成了一種“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說替代我們完成了某種人生的抒情性。張國榮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們完成了性別的越界，替代我們完成了轟轟烈烈死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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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被張國榮纏繞。每年看別人回憶他，紀念他，分析他，消費他，神化他，只有他不再說話。今年的紀念有了新內容，《阿飛正傳》失傳片段找回，1984年的舊片《緣分》在內地上映。一年365天，有一天屬于張國榮。一年年的紀念，一年年的老調重彈，漸漸的，我們也好像沒有真正問過自己，為什么要紀念張國榮？張國榮和我們的關系是什么？

尤其對我們內地受眾來說，對于張國榮的迷戀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說，在香港，一年一度的懷念張國榮不成為一個問題。但在內地，身處全然不同的時空語境下，我們懷念張國榮時，到底在懷念什么？

有一種論調說，榮迷以白領、小資居多。這樣的論調本身有沒有實證的支持，小資本身也是一個含義模糊的命名。但在內地，張國榮確實以小資偶像的方式被供奉，來閱讀，這樣的說法大致不錯。

有人說，張國榮、海子、顧城是內地小資情懷的三大俗。搜索張國榮的紀念文章時，看到一篇網友的帖子，說“人民英雄為什么比不上自殺的戲子”，帖子里說的人民英雄指的是同樣在4月1日去世的海空衛士王偉。這樣的提問只有在內地的語境下才會被提出。張國榮與王偉，表面上看風馬牛不相及，但這本身堪稱無聊的提問無意間說出了我們理解張國榮的語境差異。提問者本身是在政治的意義上去比較兩人間的死亡意義，而問題在于，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語境里，張國榮的死更多是一個審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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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張國榮代表的是今天許多小資的人格理想。譬如，對于張國榮的形象建構中，一個極端突出的地方在于對某種本真性的強調，這個本真性貫穿他的人格、性取向、表演與歌唱。“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這是張國榮的自白，也是千千萬萬小資的自我想象。李陀分析過上世紀90年代小資寫作的泛濫，一個顯著特點是意識流的泛濫，自由間接引語無節制的引用，而背后其實都是以“我”的本真性的立場上發言。從“我們”到“我”，中文世界的這一微妙轉換本身不僅是寫作者本身的自我想象，更是數量龐大的小資群體的自我指認。

同時，從審美的層面，張國榮代替我們完成了一種“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說替代我們完成了某種人生的抒情性。張國榮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們完成了性別的越界，替代我們完成了轟轟烈烈死去的想象，他在電影里替代我們以孤獨的手勢說出那句“這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夠一直的飛，飛累了就睡在風里”。

在受眾那里，這放縱不羈的一生需要以一個驚世駭俗的離世才能獲得審美意義上的完滿。驚世駭俗的死亡語法，不外乎為了一個崇高的信仰悲壯死去，或因個體的精神困境而決絕自刎。在一個后革命的年代里，革命英雄式的自我犧牲所能引起的審美震撼已被證明是無效的，甚至是虛無的，只有一個文化工業下生產出來的藝人的自殺才具有普度眾生般的震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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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說：你們愛的，只是烈士。回想起來，在每一個文藝青年雞飛狗跳的青春期，我們也曾一度沉迷于這種在策馬奔騰的年紀轟轟烈烈死去的幻想，我們也相信過侯孝賢《悲情城市》里那個跳瀑布自殺的女孩的傳說：面對這么燦爛的青春，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像櫻花一樣，在生命最美麗的時候，隨風離枝。我們也迷醉于三島由紀夫式的自戕，我們相信的是塞林格名言的前半句“一個不成熟的男人的標志是為了某種高尚的事業英勇地死去”。

而這些似是而非的自殺想象背后的古典時代的日本意識、日本二戰后的歷史現實、西方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困境，這些都來不及深究，或者無意去深究，我們要的只是一個自殺的姿態。張國榮的自殺，也可作如是觀。他以生如夏花一般的絢麗包扎了我們對于人生的傳奇性的全部想象，至于他和背后的香港的關系，與我們無關。

因此，13年紀念下來，很少有人會提到張國榮在《紅色戀人》里演過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的共產黨員，這樣主旋律的身份設定或許不符合與革命絕緣的小資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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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香港人來說，張國榮的死更像個政治事件。他的死，給一座風雨飄搖的城市下了一道悼詞，梅艷芳之死是第二道。回頭來看，與其說張國榮是“香港精神”的化身，倒不如說是香港精神、香港意識的危機。

所謂的香港精神是什么呢？是早期周星馳喜劇里那種至賤有至福的潑皮無賴相，是麥兜系列里那種“天有不測之風云，人有霎時之蛋撻”、“大難不死，必有鍋粥”式的豁達，是梅艷芳臨死前一個月上鄭裕玲的節目時對全香港人作出的那個“I am still here”的承諾。

曾經，最懷念張國榮的人是誰呢？馬家輝說：當我們說香港人懷念張國榮的時候，需要區分，對于不同的年齡層，有不一樣的意義。跟張先生差不多同歲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過香港的輝煌年月，一起成長，一起打拼，一起見證路途上的種種不平與挫敗、掙扎與成績，張國榮之逝遂如同自身的離散崩壞，那種驚嚇與惶恐，雖非確確實實的“切膚”，仍是確確切切的痛楚。

馬家輝或許只說對了一半，那些不與張國榮處于同一時代的香港人在紀念張國榮時，又在紀念什么呢？我想，那些新新人類對于張國榮的懷念，也是對一座城市的愛。在懷念張國榮的名義下，不論是不是榮迷，都會再說一句：原來香港的夜色這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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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再去看重映的《緣分》，張曼玉、張國榮和梅艷芳在建成不久的港鐵里玩緣分游戲。為了兩個人的相遇，整個城市加開了一列地鐵，這樣的劇情只有在香港人和這座城市的共情結構里才能成立。這可以看成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在上世紀80年代一個童話式的改寫：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

因此，對香港人來說，張國榮的意義不僅僅是一個時代，他的升起和跌落和這個城市的興衰保持同一頻率。

而我們對于張國榮的沉迷，或許就是一個小資夢的投射。張國榮標識的異質性的美學，也只有放在小資美學的范式下得到理解。他在審美的領域里有多攝人心魄，在現實層面的我們就有多倍感無力。相較于香港人對張國榮的紀念的政治性，我們的紀念反而來得更弱，最終變成一種有教養的自說自話自傷自悼。沈河西（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