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將多家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后，標普緊隨其后也將中國主權評級的展望由穩定調整至負面。穆迪的調降原因包括政府窄幅增加導致的財政狀況弱化、資本外流導致的外儲持續下降等。標普的調降原因包括中國政府信用度面臨的經濟和金融風險逐步上升等。二者此舉猶如跳到第二大經濟體腳面上的“小耗子”，咬不了人卻“硌硬”人。

張連起

國際評級公司是個典型的“錦上添花、雪上加霜”的短視者。當一國和地區經濟處于上行周期時，他們會漠視經濟增長中的潛在風險，給這個國家和地區送上漂亮的評級報告；一旦經濟處于下行周期，他們就會調降一國和地區的評級和展望，起到“雪上加霜”的效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相關評級公司分別連續下調希臘和韓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對市場預期和投資者信心產生負面影響，成為而一個不折不扣的“攪局者”。

穆迪評級是給投行和投資者做的，其評級結果存在被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利用，借此再次唱空、做空中國的可能性。一個主要評級機構下調一個主要經濟體的主權信用評級及其展望，通常意味著該國金融市場會出現恐慌，甚至還會蔓延到本區域其他國家。

國際上通常用兩個指標評價一國財政風險：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比重不超過3%，另一個是國債余額占GDP比重不超過60%。2015年中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僅為2.3%，中國政府債務水平占GDP的比重升至40.6%。按照穆迪的預測，即使中國政府債務水平到2017年進一步升至43%，依然遠低于國際通行的“警戒線”和眾多發達國家的水平。

中國政府的債務與美歐日和其他新興市場的主權債務有本質的不同。中國的政府支出中投資占很高比例，大多數債務都對應著相應的資產。這決定了同樣的負債率給中國政府帶來的負擔和隱患，遠遠不能與其他負債國家相比。至于地方政府債務，新預算法實施以來，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警機制得到系統加強，“借、用、還”的一系列規范清晰有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實現了市場化轉型。有關評級機構低估了中國單一制財政的支付能力，高估了“聽來的”風險，錯估了中國經濟的巨大韌性以及供給側改革激活新動能的強大助推力。

關于外匯儲備，截至2016年1月，中國外匯儲備降至3.2萬億美元，比2014年6月的峰值少了7620億美元。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仍然龐大，遠高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滿足國家對外清償能力等方面的需求綽綽有余。此外，持續的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又給它加了一份“保險”。

中國財政赤字和負債在償付能力以內適度擴大，并不是單純利空，反而是利好，適當花明天的錢，解決當前結構性問題，補齊民生短板；在中國對外清償能力無虞的情況下，外匯儲備減少，意味著中國“藏匯于民”和改善對外資產結構取得了較大進展。在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

標普對中國主權信用的評級依據呈現兩面性，一方面強調評級反映了對中國政府在今年兩會上重申的改革議程，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及其強勁的外部指標的看法：至少到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將保持不低于6%的強勁年增長率，對應不低于5.5%的人均實際GDP年增長率。中國政府將試圖依靠強勁的信貸增長支持公共投資，進而支持經濟增長。隨著匯率政策的信號更加明確，匯率預期調整，由此產生的金融賬戶流出應會緩解。人民幣在全球使用的不斷提升，也將增強中國的外部財務彈性。另一方面也考慮了中國一些相對較弱的信用因素，比如中國的人均收入相對較低，透明度較低，信息流動的受限制程度較大。包括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和深度，可能不足以減輕信貸推動經濟增長帶來的風險；政府機構也未形成與市場溝通，傳遞政策意圖的有效途徑，從而加劇金融市場的波動性，等等。

對于“負面”評級，我國作為一個有力量的經濟大國，一是不怕，二是有辦法應對。提醒相關國際評級公司，正像我國香港證券期貨剛剛做出的對穆迪處罰1100萬港元的決定一樣，不靠譜的評級是有代價的。從市場影響看，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以后，境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人民幣匯率走勢并未受到展望下調的影響，境外主權債券收益率、離岸人民幣匯率也未因此出現波動，說明市場投資者并未受其影響，保持了較強的信心和良好的預期。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內部控制委員會委員、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