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者面對的問題復雜，利益群體多樣，重要的是尋找一條能最大化滿足各方利益的途徑，兼顧不同利益群體的最大公約數。

繼深圳市集中整治“禁摩限電”，對“超標電動車”進行查處，北京相關部門也跟進出臺了限制電動自行車的政策。從4月11日起，長安街及其延長線等10條道路，將禁止電動自行車通行，硬闖上路的將被處以20元罰款，拒絕接受處罰的一律扣車。其中，也包括已經登記上牌的電動自行車。通告稱，出臺這一措施是為“進一步加強北京市非機動車交通秩序管理，凈化交通環境，保障道路安全和暢通”。

電動車的確有很多問題。與行人爭道、隨意穿行、逆行、闖紅燈、甚至載客產生糾紛等等，擾亂城市交通秩序，危及市民出行安全。目前，北京市電動自行車數量迅猛增長，總數已達400萬輛，其中290萬輛為不符合注冊登記規定的超標車輛。巨大的數量與較高的事故率都使得電動車成為令城市管理者頭痛的問題。

不過，電動車不僅是普通百姓日常出行的一部分，也是整個物流的重要環節。互聯網送餐企業使用電動車比例占90%以上。某外賣相關負責人就表示，“如果不讓走電動自行車了，我們就換自行車”，但自行車的效率必然低于電動車。除了外賣，快遞員多依靠電動車投遞包裹，在限制區域改用自行車顯然也會影響效率。可見，限制電動車，不僅直接影響到部分民眾的出行，也會沖擊到快遞以及外賣行業，進而影響民眾日常生活。

眾所周知，城市管理者面對的問題復雜，利益群體多樣，重要的是尋找一條能最大化滿足各方利益的途徑，兼顧不同利益群體的最大公約數。不是有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嗎？關公廟里，結婚的求天晴，播種的求下雨，出海的求刮風。面對不同的要求，周倉束手無策，而關公大筆一揮：晚上下雨白天晴，大風沿著海邊行。故事反映了古人的智慧，在諸多約束與需求之間尋找一個最佳的辦法。今人比古人強多了，有互聯網、有大數據、有GPS、有各種設備，還有先進的管理理論，一定能勝過古人。所以，很大程度上，城市管理者并不是沒有這樣的智慧。之所以出現這樣那樣的聲音，還是因為處理問題的方法稍顯簡單，有一刀切之嫌。竊以為，電動車的問題，應該有更好的辦法。

去臺灣看看，城市里也充滿了各種摩托車，當地的城市管理者之所以不禁，是因為摩托是一種很便宜的交通工具，臺灣的一個工人或剛畢業的大學生，都可以買得起。臺灣某些城市的管理者是服從于這個需求，努力兼顧了各方利益。

大陸也有鮮活的例子。去年國慶假日期間，上海南京路上，來自各地的游人，橫穿馬路，上海警方應對的方法是設立警察人墻。很多人不守規矩，這是實情，上海警方服從于這個大背景，其行動當然就不會是依據法規，霹靂手段，抓住就罰；而是采取人墻的方式，柔性執法。

值得一提的是，北上廣深是中國的一線大城市，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中國最先進的理念，也影響著國內其他城市。而且，在這個模仿的過程中，壞的東西比好的東西更容易擴散開來。從這個角度看，對于“禁摩限電”這些大城市是不是更該理性、謹慎一些，積極探索出一條既保障交通安全，又兼顧民眾利益的途徑呢？毫無疑問，這對二線、三線城市的城市交通治理，也會產生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