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曹文軒在意大利博洛尼亞榮獲國際安徒生獎，這是中國作家首次獲此殊榮。曹文軒在獲獎感言中，充分表達了對中國兒童文學的自信：“獲得這個獎項的意義不僅在于對我個人的文學創作生涯的鼓勵，更重要的意義是讓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兒童文學就是具有國際水準的兒童文學。它不是頒給我個人，而是頒給中國兒童文學，我更愿意從這個層面去理解獲得這個獎項的意義。它將會改變我們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很多看法，譬如長久以來對我們作品的不自信，認為中國的兒童文學跟世界還有巨大的差距……或許可以說，這個獎項的獲得終于驗證了我多年前的看法是正確的，那就是中國兒童文學的水準就是世界水準。”

曹文軒

數年前，我曾表達了對曹文軒小說必將走向世界、留存史冊的堅定看法：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兒童文學的重要板塊。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涌現了一批代表性作家，曹文軒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曹文軒的小說，如《草房子》《青銅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等，不但將中國的兒童小說，也將當代中國小說的藝術創作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個高度就是小說藝術的高度，審美情感的高度，文學責任的高度，文化擔當的高度，語言力量的高度。我堅定地相信，曹文軒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必將寫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必將寫在世界兒童文學史上。

刻骨銘心的蘇北水鄉少年記憶與悲天憫人的北大教授人文情懷，使曹文軒永遠跋涉在“追求永恒”的精神大漠。他的作品崇尚人的感情、格調、欲望，關注人的精神、靈魂、境界，以富于個性的鮮活藝術形象，有力而有效地表現出現代中國兒童的生存體驗及其根本的歷史緣由，并把所經歷的苦難藝術地轉化為精神資源。他的作品一方面深深地扎根于現實土壤，同時又拓展出廣闊的想象空間，富于理想主義與浪漫色彩。他對中國式“成長小說”與“幻想文學”的藝術探索，對小說的形象、結構、場景特別是語言的探索，充盈著理想智慧的光芒，有力地增強了中國當代文學與兒童文學的美學品質、文體秩序與世界影響。

打開曹文軒小說作品，一股清新而芳醇的文學女神美的氣味撲面而來，如赴深山奇岫幽壑，有美不勝收者。文軒對文學的“審美”十分在意，他曾多次重復：“美的力量絕不亞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會成常識，只有美是永具魅力的。”由此出發，他明確表示文學不能轉向“審丑”，并對文學總被定位在平民化上持疑惑態度。他認為：“對一個國家而言，不強調貴族文化的魅力，而始終在低俗的地方徘徊，是很要命的。就文化而言，‘貴族’與‘平民’并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一種精神價值的概念，一種美學范疇的概念。”因而曹文軒對“中國當代作家的隊伍乃至作品中時刻都能感受到的一種土匪氣、農民氣、行幫氣、流氓氣、痞子氣”表示出決然的拒斥。

曹文軒的小說有長篇、中篇、短篇，其內容大多定格于田園鄉野與青少年生命世界，近年又力倡“成長小說”。閱讀曹文軒小說的最大好處是會把我們的讀書口味弄精致，從而產生一種對平庸、丑陋作品的本能排斥。曹文軒小說的這種審美格調與藝術魅力，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憂郁情調。曹文軒認為憂郁是一種高度文化教養的體現，憂郁是美的。“憂郁不是無節制的悲苦，更不是絕望哀號，這是一種很有分寸的情感。”曹文軒最初喜愛憂郁情調，恐怕與他早年貧寒艱辛的童年以及鄉村意識與城市意識的沖突有關，但長年的學者生活，使他“加深了這種情調并對這種情調有了一種理論上的認識”，因而對于憂郁情調的營造也就自然成了其小說的一種刻意為之的追求。他承認，他是在“玩味著一種高貴的美學享受——憂郁的甜美或甜美的憂郁”，其目的是想使讀者“在氣質方面能有些質量”，當代文學需要“這種具有美感的憂郁”。

二是執著美感。曹文軒認為“美的力量常常要比政治的、倫理的力量深刻和長久”，他對文學的美“非常在意，并且有一種近乎于偏執的向往和追求”。在具體的文學實踐中，他將美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努力“將自己的東西寫得漂亮一些，再漂亮一些”。這種追求使其小說有濃郁的美感效應。一是作品有畫面感，努力用最優美、最純潔的文字去描繪大自然，在創造安恬的美感之中獲得一種無上的精神快感，因而他愿將自己比作為一個畫家。再是借助象征創造意境，使作品得到升華，并有耐人尋味的底蘊。如長篇《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一章，用了兩萬字的篇幅去營造這種意境。

三是田園生活。曹文軒對田園生活的價值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面對現代社會人的生活現代化但情感卻趨向簡單和生硬這一存在，他深感“文學應承擔起調節的職能，當田園生活將要逐步變成歷史時，它應當用溫馨的、恬靜的筆調去描繪田園生活”；面對那些充滿生硬的鋼鐵形象、光電形象而畫面上絕無一點山水和田園的卡通片以及不能濕潤心靈的“時尚”文字，小說更應當往培養讀者的“優雅情趣和寧靜性格方面多做一點文章”，“使它們不至于全部丟失從前的純樸的倫理觀念”。描寫田園生活與流淌在田園山水間的溫馨人生，成了曹文軒小說的一個重要特色。

四是語言實驗。作家的職業規定了他是用語言進行特別的創造，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品。曹文軒認為一個作家必須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民族語言的特別長處和能力，小說作家尤應有強烈的語言實驗意識，盡可能地發揮語言的功能，在讀者能接受的前提下，努力使自己民族的語言顯示出萬般瀟灑，大出風頭。

上世紀80年代，他提出了“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有力而有效地激活了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理論批評。進入新世紀，他認為有必要修正以前的這一話語，提出了新的看法：“兒童文學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我現在更喜歡這一說法，因為它更廣闊，也更能切合兒童文學的精神世界。”曹文軒從道義感、情調、悲憫情懷三方面立論，認為兒童文學的目的“是為人打‘精神的底子’”。他認為，兒童文學不僅僅是給孩子帶來快樂的文學，也是給孩子帶來快感的文學，這里的快感包括喜劇快感和悲劇快感。一部世界兒童文學史上80%都是悲劇性的，安徒生童話的主體也是悲劇的。曹文軒曾說：“我的寫作永遠建立在三大基石之上：道義、審美、悲憫。這是我全部文字大廈的基石。”

顯然，這是曹文軒站在更高的精神視野來看待兒童文學。這是超越了狹隘的民族語境，以一種人類文化大視野也即“全球意識”來重新解讀兒童文學的價值意義。新世紀兒童文學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精神高度。人類在當今世界所遭遇的種種深層次困境和挑戰——戰爭與恐怖、全球性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惡化、有限的地球資源爭奪與可持續發展、倫理道德的重創與青少年犯罪激增、現代人的生存困境與拯救等，需要借助全人類的共同智慧和力量，包括通過文化與文學這種特殊的精神性力量來修復與拯救人類自身。童心是相通的，兒童文學是最能溝通人類共同的文化理想與利益訴求的，正如曹文軒所說：“如果今天有人覺得用神圣的目光看待文學是可笑的話，我想是不會有人去嘲笑用神圣的目光看待兒童文學的……如果他是人父人母。”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