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上海活躍的美術創作及其展覽活動，主要是借助私人開辦的大型商場附設的展廳，以及各種畫廊、畫店，還有少數社會團體的活動場所來舉行。一方面能看到，商家熱衷操作美術展覽的對象主要是那些有市場價值的美術家，另一方面，不少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有影響的美術家的第一次個人作品展覽也得以在上海展出。

眼下，中國的文化形態多元化發展呈現一派繁華景象。

尤其是“造型藝術”(此為美術的原來學名，因為美術原來的概念系指塑造具體形象的藝術)，如今，除了寫實寫意等傳統藝術表現手法的各類繪畫和雕塑外，在藝術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有大量追求世界時尚的五花八門、稀奇怪異、令人驚訝、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甚至看不懂的所謂“藝術作品”。這樣的局面，是借助各種展覽的形式呈現出來的。

從目前上海的美術展覽樣式和舉辦宗旨而言，公立的中華藝術宮、上海博物館、上海中國畫院美術館、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劉海粟美術館、朱屺瞻藝術館等，注重在學術性。大量的私人美術館、畫廊等展覽場所，則注重商業性，當然，不可否認，對擴大觀眾的藝術觀賞眼界，促進藝術創作亦有一定作用。

因為筆者的學術方向側重于研究上海美術史，于是有人向筆者提問：民國時期的老上海，其美術展覽的樣式與商業性的美術市場的關系狀況怎樣呢?筆者在此作些追溯，或許有啟示意義。

民國時期的上海，公立的只有上海美術館籌備處，地址設于陜西南路淮海路口南側的上海市立體育館(今巴黎春天百貨大樓所在地)。另外，根本沒有公立的美術展覽場所。

民國時期，上海活躍的美術創作及其展覽活動，主要是借助私人開辦的大型商場附設的展廳，以及各種畫廊、畫店，還有少數社會團體的活動場所來舉行。除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等美術院校的師生美術作品展覽，一些學術性美術團體的美術作品展覽、魯迅先生舉辦的美術作品展覽，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在上海舉辦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是注重學術性外，大量的美術家個人作品展覽幾乎都是商業性操作，這正好折射出當年上海美術市場的活躍。現就民國時期的上海美術展覽和美術市場作概要性的回顧。

民國時期的上海美術展覽

20世紀30年代前后，上海美術展覽的活躍程度，僅以《申報》所載相關報道資料統計看，可見其發展概況。如1919年4次，1920年3次，1921年8次，1922年13次，1923年15次，1924年21次，1925年16次，1926年30次，1927年25次，1928年35次，1929年35次，1930年32次，1931年49次，1932年45次，1933年59次，1934年76次，1935年54次，1936年62次，1937年41次。從1919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的28年間的上海美術展覽走勢看，1928年至1937年是美術展覽的高峰期，最高的1934年美術展覽達76次，平均每月6次以上，5天1次。

這個時期，美術展覽的類型和主辦單位的情況是：

美術院校主辦的美術展覽，多半是教學成績作品展覽，亦有師生美術作品聯展、教授個人美術作品展覽。例如中華美術專門學校建校一周美展、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建校十周年美展、上海美專中國畫系師生作品展、上海美專圖案系圖案設計展、上海美專建校24周年師生作品展、上海藝術專科師范學校成績美展、城東女子學校圖畫專修科作品展、上海藝術大學師生美展、中華藝術大學西畫成績展、神州女子學校美術科西洋畫展、新華藝術大學第五屆畢業生畫展、白鵝繪畫研究所師生畫展、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教授繪畫聯展、新華藝專建校十周年美展、昌明藝術專科學校書畫展等。其中上海美專的美術展覽活動最為活躍，幾乎每逢大的校慶活動都舉行大型綜合性美展，陳列的作品一般都在一千件至兩千件。

20世紀30年代前后，上海美術社團眾多。各種美術社團，都由藝術上志同道合者結成，形成不同的美術流派群體，作不同的藝術探索，促進了上海美術的多樣化發展。各種美術社團活動的重要標志，便是經常舉辦美術作品展覽，向社會公示各自藝術上的探索成果，聽取觀眾的反映意見和藝術評論家的評論，以便改進自己的藝術創作。例如由江小鶼、丁悚、張辰伯、楊清磬等組成的西洋美術團體“天馬會”，于1919年12月20日，在上海南市老西門方斜路江蘇省教育會舉行第一屆天馬會畫展，陳列西洋畫作品200余幅，不同作者的作品呈現風格、形式、題材的多樣化，各有藝術異趣和追求，一派生機勃勃景象。以后，天馬會每年舉行一次會員西畫展，先后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環球中國學生會、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尚賢堂商科大學、上海南市西門林蔭路口上海美專二院、赫德路(今常德路)藝術大學、西藏路寧波同鄉會等處舉行9次會員西畫展，始終貫穿藝術風格、流派和表現題材多樣化的創新探索精神，而有廣泛的社會影響。當年上海的《申報》、《新藝術》半月刊和《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報刊，均有報道和評述。又如由龐薰琹、倪貽德、王濟遠、周多、張弦、陽太陽、楊秋人、段平右、梁白波(女)、丘堤(女)、劉獅、周真太等組成的西洋畫團體“決瀾社”，自1932年10月至1937年，先后在上海愛麥虞限路(今紹興路)中華學藝社、福開森路(今武康路)世界學院等處，共舉辦四屆畫展。決瀾社亦是頗有學術探索性而甚有影響的美術團體，當年上海著名的《良友》畫報等報刊都有報道和評述。還有如由馮文鳳、李秋君、陳小翠、陸小曼、顧青瑤、楊雪玖、顧默飛、吳青霞、周煉霞、龐左玉等組成的中國第一個女子美術團體“中國女子書畫會”，自1934年6月舉行第一屆中國女子書畫展覽后，直至1948年，基本上每年舉行一屆女子書畫展，其展覽場所多半是上海西藏路的寧波同鄉會的大廳。每次女子書畫展揭幕，都吸引了廣大觀賞者和新聞界，各報刊競相報道和評述。據史料梳理統計，民國時期上海先后出現的美術社團和美術機構有310個，多半相繼舉辦美術展覽活動，可以想見當年上海的美術展覽活動是何等熱鬧景象。

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自1927年定居上海后，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年，執著地倡導中國新興版畫運動。他多方搜求外國版畫作品介紹給中國的新進美術青年，在1930年10月至1933年12月，先后在上海舉辦“世界版畫展覽會”、“德國版畫展覽會”、“現代作家木刻展覽會”和“俄法書籍插圖展覽會”(其中多半為木刻版畫)。同時，他舉辦“木刻講習會”，聘請日本版畫教師內山嘉吉，并親自選定江豐、陳鐵耕、陳卓坤等13名學員進行授課，培育出了第一批青年版畫家，由此興起了中國新興版畫運動。首先在上海接踵成立了“MK木刻研究會”、“野穗木刻社”、“未名木刻社”、“鐵馬版畫會”等新興版畫團體，活躍地組織開展新興木刻版畫創作，其中僅MK木刻研究會就先后四次舉行會員木刻版畫作品展覽。

1929年4月10日至30日，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在上海南市國貨路(今普育西路)新普育堂舉行的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盛況空前的一個美術展覽。展品分書畫、金石、西畫、雕塑、建筑設計、工藝美術、攝影共七個部分，合計展品2266件。展品主要陳列在新普育堂的二樓和三樓。“書畫部”作品最多，分九個展廳展出。“西畫部”四個展廳。另有“參考部”則陳列宋、元、明、清的名家書畫作品。展覽期間觀眾達近十萬人。特別是由徐志摩任首席主編的全國美展專刊《美展》三日刊，發表了徐悲鴻的論文《惑》、徐志摩的論文《我也惑》，就繪畫創作要不要寫實，以及如何對待法國后期印象派之后延伸出來的野獸派等西方現代主義流派美術，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這就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著名的“二徐之爭”。

上海作為中國漫畫藝術的發祥地，由上海《時代漫畫》民國時期，上海活躍的美術創作及其展覽活動，主要是借助私人開辦的大型商場附設的展廳，以及各種畫廊、畫店，還有少數社會團體的活動場所來舉行。一方面能看到，商家熱衷操作美術展覽的對象主要是那些有市場價值的美術家，另一方面，不少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有影響的美術家的第一次個人作品展覽也得以在上海展出。

月刊發起，于1936年11月4日至8日，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貨商店)四樓展廳舉行第一屆全國漫畫展覽會，共展出政治時事諷刺漫畫、社會生活風俗漫畫、人物肖像漫畫、連環漫畫等600余件。在這一展覽基礎上，便在上海成立了全國性的“中華全國漫畫作家協會”。這是中國漫畫史的一個亮點。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9月18日至10月3日，由總部設于上海的“中華全國木刻協會”主辦，在上海大新公司二樓展廳舉行的“抗戰八年木刻展覽”，亦為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有重要影響的美術展覽。該展覽陳列的897件木刻版畫，包括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和國民黨政府區域的113位版畫家的作品,顯示著中國新興版畫運動于抗戰時期形成高潮的業績。同時遴選展覽中的版畫代表作，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抗戰八年木刻選集》。之后，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又在1947年4月、11月及1948年5月、11月，在上海大新公司展廳舉辦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木刻版畫展覽，每次均展出200幅左右版畫，并從中精選作品，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中國版畫集》。由此表明，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的中心依然在上海。

民國時期，上海美術家的個人作品展覽更是數量眾多和活躍。而商家熱衷操作美術展覽的對象主要是那些有市場價值的美術家。不少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有影響的美術家的第一次個人作品展覽在上海展出，先后有：1924年5月13日王一亭畫展;1927年1月22日汪亞塵畫展，6月5日丁衍鏞畫展，12月23日劉海粟近作展;1928年3月21日司徒喬畫展，11月28日女畫家潘玉良畫展，12月22日女畫家唐蘊玉洋畫展;1929年12月21日馬企周國畫展;1930年4月11日王濟遠畫展，6月4日女畫家關紫蘭畫展，11月1日顧坤伯畫展，11月7日俞劍華畫展;1931年1月16日鄧散木書法篆刻展，2月22日劉獅繪畫展，4月2日岳侖雕塑展，6月18日王師子書畫展;1932年4月2日賀天健國畫展，7月15日陳樹人畫展，9月6日陶冷月畫展，9月15日龐薰琹畫展，11月4日俞寄凡近作畫展;1933年3月10日張聿光近作畫展;1935年3月29日諸聞韻畫展，7月1日應野平畫扇展，11月15日女畫家周麗華畫展;1937年1月2日陳秋草畫展等。

當時，美術家們的作品聯展有：1922年10月22日劉海粟、汪亞塵、吳新吾、王濟遠、李超士、張辰伯作品聯展;1924年1月1日任堇叔、吳昌碩、王一亭、潘天壽、諸聞韻、劉文淵等書畫聯展;1929年1月8日俞劍華、張善孖、王陶民國畫聯展，6月19日關良、朱應鵬、馮鋼百、宋志欽等現代作家洋畫展;1933年11月24日許士騏、楊蘊華夫婦畫展;1934年6月1日沈尹默、沈邁士書畫聯展;1935年1月8日黃士英、黃鼎漫畫展覽;1936年10月31日張紅薇、鄭曼青畫展等。特別是1927年9月10日，由中華藝術大學發起，晨光美術會、天馬會、漫畫會、上海藝術大學、新華藝術大學、上海藝術專科師范學校等美術社團和美術院校聯合舉辦的上海聯合美術展覽會，轟動上海。在1927年10月7日《申報》上，倪貽德發表《美術聯展之回顧》一文，對展出的許士騏、徐悲鴻、丁衍鏞、張聿光、朱應鵬、陳之佛等美術家們的畫作加以評論。

當然，上海作為華洋雜處、五方合聚，與國際有著廣泛聯系、中西文化交匯的大都市，在民國時期，亦有許多外國美術家到上海來舉行作品展覽和學術活動。例如1921年10月23日，俄羅斯畫家“茹爾梅高夫畫展”;1924年7月23日，81歲的日本畫家“杉浦俊青畫展”，杉浦俊青并隨展來滬演講“闡發東方藝術之本義”;1928年12月22日，意大利云石雕刻展覽;1934年12月23日，意大利雕刻家G.M.Sardelli藝術雕刻展覽;1935年3月2日，匈牙利、奧地利名畫展覽，同年4月13日，意大利畫家“薩龍畫展”，11月22日，捷克畫家“賀來喜畫展”，11月30日，比利時現代美術展覽;1936年2月20日，蘇聯版畫展覽，同年2月28日，意大利現代名畫家“乍甫列聶繪畫展覽”等。

民國時期的上海美術市場

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形成活躍的美術市場，是具備著充分的條件的。

首先，擁有著一大批以中產階級為主體(包括富商、大企業高級職員和工程師、大專院校教授等)的新市民階層，他們生活富裕，有文化素養，需要高雅文化消費，構成對各類美術作品的需求。

第二，由上述眾多的對各類美術作品需求，吸引了大批不同風格流派的美術家云集上海，形成了高雅文化作品的供應方。

第三，為了使高雅文化的消費者和供應方之間有一個彼此了解、溝通、交流的平臺，于是產生了一批操辦美術市場的從商者，在大型商場內設立美術展覽廳，以及開辦畫廊和畫店等。當年上海，出現了多家著名的在美術市場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作用的商業性美術展覽場所：

(1)浙江省的寧波人，面臨杭州灣的大海，善于與外界交流經商，在上海形成了經商最有實力的寧波幫企業家群體，他們在上海西藏路(今西藏中路480號)建造了一座氣魄不凡的大樓，作為寧波同鄉會會址，二樓、四樓和五樓均作為展覽廳出租，自1921年6月8日起，在民國時期共舉辦過266次各種美術展覽，其中絕大多數是商業性美術展覽。

(2)坐落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貨商店)的二樓和四樓均有展覽廳出租，不斷舉辦各種商業性美術展覽。從1936年8月8日起，共操辦過189次各種美術展覽。

(3)坐落在當年成都路470號的“中國畫苑”畫廊，自1943年9月8日起，共承辦過154次各種商業性美術展覽。

(4)設立在貴州路的“湖社畫廊”，自1932年10月15日起，承辦過54次各種商業性美術展覽。

還有九華堂畫廊、朵云軒畫廊、大風畫廊、上海畫廊、國貨公司畫廊、永安公司畫廊等大量商業性畫廊，亦不斷經辦商業性美術展覽。

所謂“商業性美術展覽”，即每家畫廊在承辦展覽過程中負責報刊登載廣告宣傳、組織新聞媒體的新聞報道、評論，組織招待買方客戶，至于展出的每件美術作品的出售標價，則根據所展出作品的作者的著名度和美術市場的走勢而定(當然必須與展品的主人美術家商量認可而定)。

當年上海商業性美術展覽與美術市場的關系如何，以中國畫家唐云(1910-1993)為例，當年在上海通過商業性美術展覽而獲得美術市場的強烈反響，可見一斑。

唐云是杭州人，父親為中藥店老板，在如此家庭中熏陶，對于中藥的藥理至少亦能半通，故有“藥翁”之號。因才氣橫溢，兼通書畫、詩詞、文物鑒賞，又能沖破父母之命的婚約，在西湖畔與自己相識的姑娘俞亞聲(亦擅繪畫，后結為伉儷)自由戀愛，故又有“杭州唐伯虎”之雅稱。可是，父親離世后，留下有十四口人的大家庭，則主要依靠唐云這位才子的賣畫收入來維持生計，實感艱難。因杭州畢竟不是大都，賣畫的美術市場畢竟有限，所以在1938年唐云攜全家移居上海，決心在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打開賣畫的美術市場局面，來改善家庭生計。

唐云原先專攻山水畫，從臨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入手，后轉學沈周、石濤、石谷及元四家，融會貫通，形成剛柔相濟、雄秀兩兼的藝術風格。但是他感到畫山水太慢，畫一幅山水畫，要經過多層次渲染，他的創作態度又嚴肅認真，這樣創作的作品數量少，單靠出售山水畫來維持一個大家庭的生計，實是不容易。于是，唐云從山水畫轉向創作速度快的花鳥畫。新羅山人的清秀，金冬心的拙樸，融合自己的花鳥畫以俊逸為主格，又參以拙樸渾厚的風韻。如此風格的花鳥畫，出乎意料地受到上海市民的歡迎，甚至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例如他與若瓢、鄧散木、白蕉共同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樓展廳舉辦的《杯水畫展》，展出書畫作品近200幅，其中唐云的展品最多，占百余幅，有一幅題為《絲瓜紡織娘》的花鳥畫，竟然有30多位觀眾認購，于是唐云連續認真地制作30多幅，滿足了觀眾藝術欣賞的需求。《杯水畫展》的展品，規定每幅售價銀元大洋5元，每出售一幅，作者自己留2元，捐獻2元給難民，還有1元留作展覽經費。經過許多報刊的連續報道宣傳，因為舉辦《杯水畫展》的宗旨是捐助給日本侵華戰爭中逃來上海的難民，所以使唐云一躍而成為上海灘上愛國的名畫家。此后，唐云的畫作在上海美術市場銷路更好，自然，售畫的收益日漸豐厚。有了資金實力，亦開始在上海購藏古書畫等文物。

一次，唐云在上海一家古董店，和一個日本人同時看中一尊六朝石像佳作。唐云為了避免這尊六朝石像流入日本人之手，以自己的售畫所得積蓄，湊得100石米之價款，搶先購下該六朝石像，這是一種可敬的愛國行為。

因唐云售畫收益豐厚，而不斷購藏古書畫文物。一次，唐云從九華堂購藏一幅有八大山人收藏題識的無款南宋山水絹畫，實是喜愛，反復玩賞。可是，當見到一位朋友生活困境時，就將這幅南宋山水絹畫資助給朋友去換錢，以解燃眉之急。又有一次，唐云在九華堂購藏一件南宋無款山水畫，則資助給了另一位朋友。可見唐云與朋友的情誼之深與無私資助的可貴。有趣的是，上述兩件唐云資助朋友的南宋作品，新中國建立后，均被上海博物館作為古畫精品購藏。由此可見，唐云對古畫鑒賞水平之高，他所認定收藏的古畫一般都屬上品。

當然，上述唐云的故事發生在當時尚未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上海“租界”里，若在“租界”外的上海被日軍占領區，是不可能舉行抗日性質的“杯水畫展”的。

總之，民國時期的上海美術展覽是活躍的，美術市場的總體走勢是繁榮的。當年定居上海的一大批名畫家，在美術市場的繁榮中受益，生活是穩定乃至富足的。

追溯民國時期的上海美術展覽的活動和美術市場的操辦歷史，予我們的啟示和反思是：

(一)應珍視和發揚上海美術展覽的活躍和美術市場的繁榮的優良傳統，把上海的美術展覽辦得更好，把美術市場操辦得更繁榮，使美術家和民眾雙方都受益。

(二)今天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條件下，如何將公立的和私立的兩方面美術展覽場所的作用和關系調節好?如何將公辦的美術市場和私辦的美術市場的作用和關系調節好?是值得文化主管部門研究和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