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就開始寫作并發表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腳印》（1933）和第一篇小說《璐璐，不用愁！》（1934）受到她的老師、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好評，并推薦到《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1936年林徽因又將其《璐璐，不用愁！》選入《大公報叢刊小說選》。這兩篇作品“筆墨淡雅，意蘊深厚”，體現出當時只有二十二三歲的青年楊絳對社會和人生已經有非常冷靜的觀察和深入的思考。

楊絳的第一篇譯文是政論《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嗎？》。當時她在清華大學讀研，葉公超拿了一本英文刊物請她譯出其中一篇，這篇文章就是《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嗎？》。在此之前，楊絳從未學過、做過翻譯，但憑借扎實的中英文基本功和不怕任何困難的意志，她將這篇文章譯完并交卷。葉公超看過后說了兩個字：“很好。”不久《新月》雜志發表了這篇“處女譯文”。

抗戰期間，中共上海地下黨把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運動的重心放在戲劇工作上，上海戲劇界、文化界著名人士黃佐臨夫婦和柯靈、李健吾、陳麟瑞等先后主持“上海職業劇團”、“苦干劇團”的工作。在他們的推動下，楊絳業余創作了喜劇《稱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戲人間》和悲劇《風絮》。她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廬便一鳴驚人。復旦大學教授趙景深在他的《文壇憶舊》中說：“楊絳女士，她那個劇本《稱心如意》在金都大戲院上演……我曾去看過，覺得此劇刻畫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寫不出，而又寫得那樣細膩周至，不禁大為稱贊。”

喜劇《稱心如意》、《弄真成假》在上海公演和出版后反響很大，孔慶茂說：“淪陷區的各大報刊上常有宣傳與評論，也常有些朋友給她寄來剪報，鼓勵她繼續多創作這類喜劇。”李健吾認為：“在現在中國文學里面，《弄真成假》將是第二道紀程碑……第一道紀程碑屬丁西林，人所共識，第二道我將歡歡喜喜地指出，乃是楊絳女士。”孟度在1944年發表的《關于楊絳的話》中指出：“以《稱心如意》一劇出現于劇壇的楊絳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陣和風復生了冬眠的大地、萬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在《弄真成假》中，如果我們能夠體味到中國氣派的機智和幽默，如果我們能夠感到中國民族靈魂的博大和幽深，那就得歸功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靈活、豐富、富于表情的中國民間語言。”很久以后，柯靈談到：楊絳先生的喜劇對社會和人生“解剖的鋒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諷，這是作者深入生活、體察人生的結果，出發點是對人生的熱愛，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徹。”但楊絳很自謙，她說她的劇本“不過是一個學徒的習作而已———雖然是認真的習作……如果說，淪陷在日寇鐵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協、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喪氣就算頑強，那么，這兩個喜劇里的幾聲笑，也算表示我們在漫漫長夜的黑暗里始終沒喪失信心，在艱苦的時候里始終保持著樂觀的精神。”

楊絳的翻譯作品是她對中外文化交流的另一杰出貢獻。抗戰勝利后她從哥爾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擇取了一段，翻譯為《隨鐵大少回家》，傅雷先生極為稱賞。新中國成立后，她翻譯的47萬字的《吉爾·布拉斯》于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學》連載，不僅受到主編陳冰夷同志的表揚，還被朱光潛先生譽為：我國散文、小說翻譯楊絳最好，被法國文學專家鄭永慧同志譽為“文學翻譯中卓越的范例”。

《堂吉訶德》是楊絳為我國翻譯史豎立的又一座光輝的里程碑。為譯好此書，1958年，年已47歲的楊絳“下決心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原文翻譯”。她歷盡磨難，無師自通，譯稿經歷“九死一生”，終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78年4月出版。當年6月西班牙國王、王后來訪，楊絳應邀參加國宴，鄧小平同志將她介紹給西班牙國王和王后。

上世紀70年代末，文學藝術、社科學術的春天剛剛開始，楊絳就向全國讀者，向來訪的外賓獻上了《堂吉訶德》兩大卷煌煌譯作，獻上了這朵永不凋謝的學術文化的“迎春花”。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據說連鄧小平同志也感到驚奇，問她：“《堂吉訶德》是什么時候翻譯的？”此事真是一言難盡！當時忙于握手的楊絳先生只好答非所問：“今年出版的。”

1983年11月，楊絳應邀前往西班牙訪問，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熱情款待。1986年10月她被西班牙授予“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勛章”，表彰她對傳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貢獻。楊絳的《堂吉訶德》譯本，近30年來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本、“世界文庫”本、“名著名譯”本和“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本等多種版本發行，總印數已達70余萬套！

早在抗戰時期，李健吾在他一篇文章中，就用如下幾句話，贊頌過楊絳先生，茲錄如下：

一個清瑩的湖，

現在，你順著湖岸，

或是泛著小舟往前走。

湖水的盡頭把一個，

更廣大也更驚人的天地給你，

于是豁然開朗，

到了桃花源。

楊絳先生和錢鍾書先生同為一代大學者，其學品厚重人品高潔。他們是志士仁人，畢生以學術文化奉獻于社會，期望著自己的國家更美好，民眾更幸福。

（作者為楊絳先生的學生、著名學者、莎士比亞研究專家，1964年于北京大學西語系畢業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