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鵝卵石，在一副手卷背面，均勻涂抹過一層川蠟后，徐建華向徒弟演示如何用石頭打磨壓制紙面。

2016年春季，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大紅，鋪天蓋地的公眾號都在贊美一群故宮文物修復者，在網絡上，手藝精湛的老師傅們更是深得90后乃至00后們的追捧。

65歲的徐建華出現在第三集里。他身形微腴、頭發花白，講起話來京味兒十足。他是裱畫科里年齡最長、資歷最老的修復師，也是故宮古書畫修復技藝的第二代傳人、國家級非遺大師。相比起外界印象中故宮的那份神秘，徐建華更希望人們能用平常心看待他們這些匠人，也希望能有更多人關注修裱這門老行當，讓這門手藝能傳承下去。

入行至今始終心懷敬畏

故宮的西北角，至今都是一片沒有對外開放的區域。如今在網絡上大火的“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就坐落在這片區域內。不像名字那樣高大上，文保科技部地處古老的院落中。院里樹很多，這個時候的御杏樹已經結滿了果實，一個個黃綠相間的果子隨風搖曳。看上去樸實無華，但這里卻是整個故宮辦公區內唯一設置了門禁的地方。

走進裱畫科，最醒目的莫過于那幾張寬大的紅漆裱畫案。徐建華說，修裱的桌子都是紅色，因為宣紙浸水后在紅底子上會特別清晰透亮，能讓修復師看清畫意和字跡，而裝裱的桌子通常是黑色，為的是對比明顯。

早上8點剛過，徐建華已經喝足了茶，戴上老花鏡，開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正在端詳的是徒弟高翔制作的幾幅手卷。因為是剛入行一年的新手，高翔修復的手卷，用的是文物的復制品。可工藝上卻一點不含糊。手卷的修復很難，一是長度長，二是工序多，極考驗一位修復師的修復技能。

徐建華的左手很粗糙，虎口的位置有些泛白，掌紋里或多或少都“藏”著一些白色的不明物質。“是糨子”，他笑著解釋。在故宮科技部，修復師們手上都有自己這門行當的“痕跡”，就像裝裱的手上通常有難以洗凈的糨子，修鐘的手里通常有一股煤油味兒。

在行內，裝裱分蘇、滬、揚、京四大流派，蘇裱因細膩淡雅，修舊如舊，特別受追捧。1974年，23歲的徐建華被分配到故宮。剛來這里時，老師傅陸續面臨退休，故宮急需盡快培養出一些接班人。于是，曾經在上海當過兵，能聽得懂南方話的徐建華，成了有“裝裱界梅蘭芳”之稱的修裱大師楊文彬的徒弟。

跟隨老師學習，徐建華最先學會的是敬畏。“故宮修復的書畫，都是孤品、絕品。稍有不慎，就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他至今記得，師傅工作中修復的一級文物極多，而這些文物任意一件放在當下，都是千金難買的無價之寶。師傅每次接到修復任務，就會緊張得幾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琢磨修復方案時，會一根接一根地抽煙。“這也是我們這一行的職業病。修裱的人，大多都有胃病。因為高度緊張，胃痙攣的時間很長。”直到現在，修復一件古書畫時，無論是否文物，徐建華依然要高度集中精力，他要預判修復時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比如濕水后會不會掉色，揭裱后畫心會出現什么狀況，補配的絹、紙應該如何染色，就像醫生那樣，用智慧和雙手延續古書畫的生命。

修復珍貴文物步步驚心

紅墻琉璃瓦下，時光，在故宮里仿佛也放緩了腳步。

修復文物，沒有加班加點，沒有截止期限。徐建華覺得，也正是這種反差，吸引了當今的年輕人對他們工作的好奇。其實，這種慢是一種高度凝神，體會原作者下筆時心情、觸感的工作狀態，要是換成在寫字樓里，人的狀態可能就完全不一樣。

宮內無小事——故宮的特殊性決定了做一切修復工作時必須謹慎至上。一幅古畫，體現作者創作精髓的就是畫意。徐建華說，故宮收藏的這些文物，多少專家多少人品過、鑒過，恨不得人物臉上的一顆痣在什么位置都不能改變，這對書畫修復的要求尤其多。

雖已主持修復古畫無數，時至今日令徐建華印象最深的，仍是1977年他作為副手第一次與師傅共同修復的《游春圖》。這是隋代著名畫家展子虔唯一的傳世作品。民國期間，大收藏家張伯駒用了170兩黃金才換回了它。修復前的《游春圖》殘破不堪。師徒倆制定了詳細的修復方案才開始動手。

“洗揭補全”是古書畫修復的基本步驟。洗，可以去除畫心上的污跡和霉斑，但處理不當，會連畫意、顏色一同洗掉。《游春圖》是世界上最早的絹本畫，“紙壽千年，絹壽八百”，清洗絹本畫更要小心謹慎。在上水淋洗前，徐建華用一定濃度的膠礬水輕刷在畫心正面，達到固色效果。光是上膠固色，他就前后刷了三遍。

把命紙、背紙都去掉，畫心背后露出的補條足有上千個。“補條上有畫意，弄不好，人的鼻子眼睛就沒了。全揭下來也不行，怎么辦？當時我們的做法就是揭一半潮一半，涂上糨子，把它貼回去，之后再貼另一半。”就這樣，浩大繁復、步步驚心的修復工程持續了半年，《游春圖》終于得以重現往日光彩。

談傳承深感責任重大

去年故宮建院90周年的“石渠寶笈”特展轟動全國。為了一睹《清明上河圖》、《五牛圖》等傳世名畫的真容，各地慕名而來的觀眾在武英殿外排起了蜿蜒長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特展的最后一天，武英殿門口，一名白發老者看著那些等待一覽國寶的觀眾，臉上不經意間洋溢出會心的微笑。

這位老者正是徐建華。他被大家的熱情所感染。他說，要是修畫的老師傅們看到這樣的場景，肯定跟他一樣高興。這不僅是對老中青三代書畫修復師幾十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對中國傳統修裱技藝的肯定。

在42年的專業生涯中，徐建華復原的珍貴文物除了《游春圖》，還有韓滉的《五牛圖》、文征明的《蘭亭修契圖》等。2000年他承擔了國家文物局一項有關書畫裝裱的研究工作，一年后，又帶領同事共同完成了故宮博物院年度課題“清代書畫裝潢研究”。2012年，他成為“國家古書畫修復非遺傳承人”。

雖然早已過了退休的年齡，但是裱畫科徒弟多師傅少，徐建華現在每天堅持坐地鐵、倒班車，從位于青年路的家趕到裱畫室來上班。他說，古書畫有時壽，手藝也有，一個修裱師保持上乘工作狀態的時間是有限的，趁著他現在精力尚可、眼神不差，他希望能多帶幾個徒弟，把故宮的文物再往下傳600年。

說到傳承，徐建華對故宮未來充滿期待。他說，故宮聚集了全國最好的能工巧匠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比起他們那個時候，現在的年輕人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多見識更廣，再加上科技的輔助，未來的文物保護之路大有可為。不過，如何在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中尋找一個平衡點，讓進步的科技促進文物的有效保護，同時不至于讓傳統的技藝失傳，徐建華還在探索。不僅他，所有的老師傅們都深感自己責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