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在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赴河南、四川調研時發現，隨著城鄉一體化推進，農村面貌有了新變化，但也面臨一些新問題。一些貧困地區農村“空心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在農村；部分地方農村“黃賭毒”盛行，社會風氣和基層治理存在問題；與縣城學校“超大化”、“大班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麻雀學校”和“空巢學校”大量出現，有的學校總人數不足百人，農村學校大規模撤并，一些由政府投資、各界募捐建設而成的學校閑置，變成了養雞場、養豬場、養鴨場…

教育寄托著億萬家庭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承載著人民群眾的未來和希望。貧困地區農村教育發展是一項綜合性、系統性工程，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要促進其均衡健康發展，依靠單一的舉措難以奏效，必須多管齊下，以系統思維整體推進。

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財政扶持力度。建國以來，我們長期都是農業反哺工業、農村反哺城市、農民反哺市民，農民為城市發展作出了極大貢獻。如今，國家推進攻堅扶貧工作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就是需要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市民反哺農民。眼下，鄉村學校處于教育體系的末端，規模小、條件差、位置偏、經費少，屬于弱勢群體，處在劣勢地位。在此背景下，財政投入理應向老少邊窮島地區農村學校傾斜，加大對貧困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引導教育相關專項轉移支付向貧困地區傾斜，給予貧困縣更多的分稅政策傾斜，保持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穩定增長。同時，逐步考慮免除連片特困地區高中生的學費和雜費。

加強農村學校均衡發展的標準建設。首先要建立生均經費和生均公用經費標準。統一城鄉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統一確定城鄉義務教育學校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統一經費分擔機制。其次要建立校舍建設標準。根據學校規模和教育教學要求，加強貧困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基礎設施標準化建設，使教室、桌椅、圖書、實驗儀器等教學設施滿足基本教學需要，宿舍、床位、廁所、食堂等生活設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同時要制訂完善師資隊伍標準，使其數量、質量和結構配置趨于合理，并能進得來、留得住。2015年，筆者在四川涼山調研座談時發現，許多農村學校教師表示愿意留下來任教，只是希望能夠解決住宿問題，他們十多人擠在一間宿舍，一開門里面的氣味就撲鼻而來。

發揮城市優質名校對農村學校的幫扶作用。

我國普及義務教育走的是“先城市后農村”的發展道路，城市率先發展形成了一批重點校、示范校、星級校等優質學校。“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優質名校要肩負起支持農村薄弱學校的社會責任，責無旁貸地向薄弱學校輸出資源。開展結對幫扶，充分發揮城市優質學校的示范、輻射、帶動作用，加強對農村受援學校教學和管理工作的指導、幫扶、監測，促使農村學校的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不斷提高。

提升貧困地區農村基層治理能力。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社會治理面臨新挑戰，亟待提高農村基層治理水平，為農村教育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同時，形成規范有序、充滿活力的鄉村治理機制，形成良好文化氛圍，抵制不良社會風氣。如開展具有鄉土特色的文化活動，引導農民成立村民議事會等自治組織，發揮鄉規民約的積極作用。此外要發揮農村學校的文化傳播功能。梁漱溟曾指出，鄉農學校的所有教育內容應該強調服務于鄉村建設；陶行知先生亦認為，農村教育應該教化農民形成具有農村特色的淳樸民風。學校應積極開展成人教育、農民培訓、科普講座等，努力成為鄉村文化學習中心

加強農村完整家庭建設。調研時，我曾去過一個農村孩子家里，兄弟倆竟然在兩個不同的城市生活，弟弟在四川，哥哥在焦作，他們的父母也不在同一個地方務工。家庭教育是少兒教育的重要環節，留守兒童出現的種種問題往往是父母長期外出打工給孩子帶來的心靈創傷引起的。因此，讓父母能夠承擔起對子女教育的責任、監護人的責任，加強完整家庭建設迫在眉睫。一方面要順應產業轉移升級需要，通過農村自身的發展，鼓勵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返鄉創業，使他們回流重建健全完整的家庭。另一方面要以人口流入地政府為主，解決隨遷子女的入學難題，落實義務教育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政策，保障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利益，讓更多農村留守兒童跟隨父母進城，促進完整家庭建設。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教科院副院長、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