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這對下一時代唐代來說，確實起到了醞釀和發展的作用。

唐代國力最為雄厚，疆域遠及西域，與波斯、天竺接觸頻繁，經濟文化得到充分交流，文學藝術吸取了外來營養，在傳統基礎上又出現了蓬勃發展的生氣，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就。唐代玉雕著重向寫實方向發展，徹底擺脫了漢代殘存的商周以來古拙遺風的程式化、圖案化的影響，與同期的繪畫雕塑藝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藝術水平大大提高，是繼漢以后中國古代藝術雕琢史上發展的又一個高峰。

唐代玉器與漢代玉器在類型上有所區別，此時期的禮儀、殉葬用玉數量大大減少，精品極少見到；表示等級的官服上用的組佩質量也遠不如漢代，而一般隨身佩帶的飾物、裝飾品、實用品和藝術品等卻在制作上雕琢精美，數量上也大大增加，成為這一時期玉器中的主流。

唐代玉雕新出現的重要品種有玉帶和各種新型佩飾、墜飾。玉帶也稱玉銙，是鑲釘有玉飾片的革帶。其玉飾片有各種形式，有方形、桃形、長方形、一端半圓（腰圓）等形狀，玉帶主要是由銙和鉈尾兩部分組成，鑲在帶身的飾片稱作“帶銙”，鑲在帶末端的圓首矩形玉片稱作“鉈尾”。唐代玉銙多為方形，也有腰圓形，邊棱微微向內傾，呈面小底大狀，銙面中心上凸，與邊緣同高，除光素者外，大部分為淺雕技樂人、飛天、鳥獸、行龍，其中技樂人多為當時西域地區胡人形象，這反映了當時的中外友好往來。這些玉帶板背面四角有穿孔，可以綴附在衣帶上，佩帶這種玉衣帶是官場禮服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上層統治者系腰所用，并以帶板的質地、紋飾、塊數不同，來表示品級的高低。唐代有明確的用玉帶制度。《新唐書·車服志》記述：其后以紫為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為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為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綠為六品之服，淺綠為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皆瑜石帶銙八；黃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唐代在各種新型佩飾中出現了玉飛天，飛天，梵文名乾達婆，漢語又稱番音神。飛天在佛教中被描繪成專采百花香露，能樂善舞，向人間散花放香，造福于人類的神仙。飛天原為印度佛教諸神之一，東漢末年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目前在中國發現最早的飛天形象是在新疆克孜樂千佛洞內的壁畫中。飛天，早期多作男像，后來逐漸演變成為嬌美的女性。唐代玉雕飛天一般都是雕琢一橫身女子，手持花枝，身下有幾朵鏤雕的云或卷草紋，兩臂高抬，兩腿略盤繞，上身裸袒，下身著長裙或肥褲，同宗教壁畫中的飛天相比，更似人而不似神，如果沒有宗教上飛天的啟示，人們從玉雕作品上很難看出它們同宗教的聯系。目前從傳世品來看，玉制飛天是始于唐代。

唐代使用器中以玉制梳背最具特點，玉梳背皆作半月形薄片狀，兩面用淺浮雕方法雕出各種紋飾，圖27A為雙鳳紋玉梳背，B為孔雀紋玉梳背，C為鳥紋玉梳背，D為牡丹花紋玉梳背，此種玉梳背在形式和風格上與前后各時代都有所不同，是豪華的實用美術品。

隋唐時期圓雕藝術品在考古發掘中發現不多，目前出土的有：

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出土有白玉刻花羽觴、水晶杯、鑲金牛首瑪瑙杯等，傳世品中尚能見到一些圓雕玉獸件，有件唐代玉雕駱駝，現藏于天津博物館。

二、 唐代玉雕圖案紋飾及雕刻技法

唐代玉雕的圖案紋飾完全脫離了漢代的形式，出現了內容豐富，題材多樣的全新裝飾圖案，有卷草云紋、蓮花紋、連珠紋等，人物形象有漢人、胡人或西亞人、騎士、文武侍、樂技人等，動物形玉雕有狻猊、鹿、鷺鷥、牛、馬、羊、鷹、雁、孔雀、鶴等，此時期的龍鳳紋和前代相比有很大的改變：植物圖案雕刻有蓮花、牡丹花、寶相花等，從整體風格來看，唐代圖案基本上趨于寫實，紋飾粗獷，雕琢形式多種多樣，完全擺脫了漢代所盛行的谷紋、蒲紋、勾云紋等圖案，形成了唐代圖案紋飾在風格和面貌上所特有的新格局。

唐代的雕琢方法除繼續保留運用傳統的鏤雕、圓雕等手法外，大量地使用陰刻線，例如表現動物的腿毛，喜用較密集的陰刻線裝飾，無論是粗線或是細線，刀法紊絲不亂，在造型上注重起伏，能表現出內在的美感，強調突出形體的肌肉、動態、力量和體積感，基本上和同時期的石刻雕塑手法相同。通過上述的特征我們可以看出，唐代的玉佩飾開一代玉雕之新風，其中一些作品，顯然受到西域文化的影響，這同唐代思想文化對外開放及濡家思想的削弱有關，這一開端對以后玉器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雕刻手法上，它廣泛地吸取繪畫、雕塑之精華，同時又非常重視金銀器上的姜花，因此唐代玉雕藝術活潑、開朗、飽滿、奔放，在中國玉雕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們可以用”氣韻生動“來概括這一時期玉器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