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還要力爭正式化，最好有一定程序，防止走過場，如必須當面道歉，必須有見證儀式，還要有書面記錄等。在道歉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妨也可學學國外，如英國、加拿大、美國部分州及澳洲均有《道歉條例》。

近來，深圳女子因未帶身份證被警察強制傳喚一事引發強烈反響。針對此事，深圳寶安警方的調查可謂迅速及時。10日下午，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發布消息稱，已關注此事。緊接著，寶安區公安分局局長周兆翔向當事人賠禮道歉。到11日凌晨，寶安分局發布了簡短的情況通告，稱“民警陳某在執勤過程中言語失當，存在過錯。”并表示，“分局領導和當事民警已向兩名當事人做出誠懇道歉，當事人表示理解……”

筆者看來，這份“情況通報”并不令人滿意，似乎有些性質不明。因為“言語失當，存在過錯”，僅僅是對在車中執法警察侮辱當事人人格的話語（見網絡上視頻對話）的定性，并未涉及其查驗身份證并強制帶人行為是否存在過錯。不當言語固然是執法行為的一部分，但其他執法行為又“依法”了沒有？警方有權查驗身份證不假，但應該依法進行；民眾有義務配合執法，但遇到不規范執法時也有為自己辯解的權利。

再看看通報中的“道歉”。據媒體報道，寶安公安分局周局長在道歉時，認為執法民警的表現“不如一名公民”，這一說法的確很中肯，是對警權擴張、侵犯公民權利的道歉。不過隨后情況通報的道歉似乎誠意不明顯。通報說，“分局領導和當事民警已向兩名當事人做出誠懇道歉，當事人表示理解”，這顯然具有官腔套話的味道。道歉者表現出了怎樣的誠懇，當事人真的接受了道歉嗎？老實說值得懷疑。

多年來，在類似公務員執法出錯事件中，習慣做法總是單位負責人出面道歉。的確，單位有責任為所屬工作人員犯錯進行道歉，單位似乎更容易當息訟止爭的說服者。但單位領導出面的道歉很可能給人做“中間人”的感覺，效果如“隔靴搔癢”，所以，能否發揮“省訟”（減少訴訟）的作用，不至淪為某些人推卸責任的工具，還需要認真探討，重新設計。

換一個思路，還不如讓犯錯的責任人直接給“被欺負”的當事人道歉，這樣做，一方面可更好警戒犯錯者，并警醒其他公權力執行者；另一方面，亦有利于當事人獲得心理上的滿足，釋放不滿情緒。當然，道歉還要力爭正式化，最好有一定程序，防止走過場，如必須當面道歉，必須有見證儀式，還要有書面記錄等。

其實，在道歉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妨也可學學國外，如英國、加拿大、美國部分州及澳洲均有《道歉條例》。2007年9月，我國最早通過的《深圳市政府部門責任檢討及失職道歉暫行辦法》雖然也是道歉立法，但它建立的正是政府部門失職道歉制度，而不是公務員個人要為失職道歉，這種把道歉歸到單位頭上的做法真的值得反思了。

□金澤剛（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