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高校畢業季,畢業論文成熱門話題。寫論文時,能查資料的學術數據庫是必不可少的參考工具。今年3月以來,有關學術數據庫提供商中國知網價格猛漲的消息不斷見諸報端,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多家高校圖書館都直呼“用不起”。日前有律師稱,中國知網涉嫌濫用其在國內中文學術文章檢索服務市場上的支配地位,限定期刊只能與其進行交易,賺取高額利潤,觸碰了《反壟斷法》高壓線。

在學術數據服務市場,中國知網并非沒有競爭者,但萬方、維普等提供商的覆蓋率,明顯要比中國知網低很多。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知網收錄國內學術期刊多達8149種,全文文獻總量45921420篇,其客戶基本涵蓋各行各業。毫不夸張地說,絕大多數要做學術研究和寫論文的人,都已經離不開中國知網。正基于此,中國知網“每年漲價近10%”的做法,讓高校、科研機構以及普通用戶深感不滿。

不過,用戶對中國知網漲價的不滿,源于自己的利益和權益受到了侵犯。最滑稽的例子莫過于,有很多學者在中國知網下載自己發表的文章,還要額外付費,但他們自己從未收到過中國知網提供的稿酬。中國知網利用壟斷地位低成本購買學術資源,轉手就高價賣給了購買者。在此過程中,作者的議價權是如何喪失的?厘清這個,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知網運營的內在邏輯,從而找到維權路徑。

事實上,不管是作者還是期刊編輯部,在與中國知網的博弈中都處于弱勢地位。但他們議價權的喪失,表面上是被動妥協的產物,實際上有主動選擇的色彩。

從作者的角度來看,不管是學生評先評優,還是教師等群體的職稱評定,論文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期刊版面“僧多粥少”的局面,花錢發論文的情況屢見不鮮。出于自身需求,作者在給期刊投稿時,一般都默認將信息網絡傳播權授予期刊,同時也希望通過網絡傳播擴大學術成果的影響力；

從期刊的角度來看,網絡傳播量和下載率是期刊等級考核的重要影響因子。在網絡的沖擊下,紙質期刊面臨著生存困境,它們也希望通過網絡傳播獲得一些補貼。正是綜合這兩種考量,學術期刊才愿意將資源低價賣給知網等網絡信息提供商。

學術資源本該具有公共性,但信息服務平臺卻有商業色彩。在這場博弈中,作者和期刊編輯部的困境,客觀上為商業數據庫對公共學術資源的強力碾壓提供了有利條件。這意味著,普通作者要想奪回議價權,讓學術資源回歸公共性和服務性,除了在法律層面上的規制,更需從根本上改變作者和期刊的相對弱勢地位。

當務之急,是要打破中國知網的壟斷地位,構建一些開放性的學術公共資源平臺。比如,大學是否可以聯合起來組建一個共同體,利用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在版權使用費上為作者爭取到更大的利益?再比如,學者們能否將學術資源賣給多個信息提供商,以確保它們之間相互競爭,防止出現像中國知網這樣的寡頭?

當然,最根本的還是要改變對學術成果的畸形考核模式,讓評價體系更多元化。比如,學術考核能否不再以論文為中心?對于論文影響力的測量,可否根據在公共平臺的點擊率、引用率和討論量等因子來綜合判定?與此同時,或許更應該從源頭取消學術期刊的等級評選,讓所有的期刊能獲得公平的議價權利和自主性——至于議價權的大小,則完全由作者的文章質量來決定。

所以,對于中國知網漲價,作者議價權的喪失或許只是個體的無奈,但如今面對權益被侵害的現實,顯然還需要各方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