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廢品、磚塊、舊木材……這些堆積成山的垃圾如今竟出現在碧波萬頃的太湖邊。近日，有約4000噸來自上海的生活及建筑垃圾欲在蘇州太湖西山違規傾倒時被當場抓獲，測算顯示，事發區域相關垃圾總重量超過2萬噸。蘇州市吳中區金庭派出所副所長卞曉和說，公安部門已就偷倒垃圾介入調查，情況正在偵查中。對有關責任人無論牽涉到誰，將一查到底，嚴肅處理。（7月6日《京華時報》）

利來利往，在巨額的暴利之下，偷逃垃圾的行為總是屢禁不止，花樣翻新。有垃圾漂洋過海，不遠萬里來到國內，就可以獲得十數倍的收益，難怪不少人會熱衷于此，并鋌而走險。紀錄片《塑料王國》的導演王久良用了三年時間進行調查，發現幾乎每個沿海省份都有大型廢塑料產區，回收來自美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韓國等多個國家的塑料垃圾，其中含有生活垃圾和醫療垃圾。2012年，安徽發生危險化工廢料跨省傾倒污染事件，被污染土壤裝填了1700多個編織袋、重達80噸。

太湖作為蘇州人最為集中和重要的飲用水源地，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上海的建筑垃圾，采取的是源頭申報、卸點備案，對來源去處都有嚴格的規定。不過此次垃圾既無申報又無備案，屬于“亂偷倒”行為，是否屬于相關責任人的失職，還需要進一步調查明確。不過，在控制力不足的情況下采取的所謂市場行為，就可能導致偷倒垃圾的行為。畢竟，在龐大的利益鏈條下面，偷倒垃圾已不單純是一個環保問題，而屬于公共治理的效率問題。

偷倒垃圾何以以鄰為壑？其因在于，懲戒威力不足無以形成震懾，所獲利益與成本付出之間沒有可比性。因為垃圾的處理要付出極大的成本，而偷倒可以說是一本萬利。尤其是正規渠道處理“危化品”的成本高昂，而偷倒只需要一點運輸成本，兩者之間差距懸殊，從而才引起逐利者趨之若鶩。雖然既有的法律包括史上最嚴的環保法，又有刑法規定的污染環境罪，不過囿于偷倒垃圾的調查取證較難，而且入刑的門檻較高，因而往往多“不了了之”。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讓違法犯罪者心存僥幸，違規傾倒垃圾屢禁不止。

當然，產生跨省違規傾倒垃圾行為的深層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包括大城市對垃圾處理能力跟不上，往往以“市場化處理”的方式，交由所謂的“專業公司處理”，結果又沒有進行嚴格的后續跟蹤，甚至對偷倒行為心照不宣。很多政府和企業在外包時，對專業公司的資質審查不嚴，或者故意將其交由無資質者進行處置，從而成為偷倒行為發生的始作俑者。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3噸以上的”即構成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嚴重的污染環境罪。此項規定雖然打通了偷倒垃圾入刑的門檻，不過其條件也相對較高，同時對于垃圾的所有者是否追責，如何追責還缺乏必要的連帶規定。尷尬的是，除了危害巨大的危化品之外，偷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在司法認定上存在障礙，難以入刑入罪，法律威懾力無法顯現，才是“太湖偷逃垃圾”的本源。

基于此，對于諸如此類性質惡劣的案件，除了追究偷倒行為者的法律責任之外，更要深究相關公共機構的法律責任，使涉事人員和相關機構付出慘重代價，以此彰顯法律尊嚴，也才能達到“懲一儆百”的效果。與此同時，要針對偷倒行為難以根治的現狀，一方面要用好既有法律的作用，充分發揮環境公益訴訟的監督功能，合力引導和依托社會監督的力量，并將其發揮到最大化；另一方面，必須優先提升環保法律的震懾力，盡快完善現有法律，使其成為治理的有效武器，以及懸在環境責任主體頭上的利器，以法律懲戒的高壓遏制逐利的沖動。（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