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屆世界遺產大會將于今年7月10日至20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舉行。根據世界遺產委員會在日前公布的文件，作為咨詢機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今年評估了36個申遺項目，其中7項在最后關頭由申報國主動撤回，最終有29個申遺項目提交大會進行終審。

這29個項目中包括文化遺產16項、自然遺產9項、雙重遺產4項。其中中國申報的有兩個項目，分別是文化遺產項目“左江花山巖畫文化景觀”和自然遺產項目“湖北神農架”。對于所有申遺項目，咨詢機構都已給出了不同的評估意見，包括“支持列入名錄”“退回待議”“推遲列入”“不予列入”等幾種類型。讓人高興的是，中國申報的兩個項目得到的評估意見都是支持列入名錄。如無意外，花山巖畫和神農架將順利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屆時中國的世界遺產項目將達到50項。

興奮之余，梳理這份名單，還可以得到若干啟示。

啟示之一，重新認識梁思成的遺產

隨著世界遺產總數突破一千項，全球各地區那些價值不言自明、最具代表性的標志項目已陸續囊括其中。近年來新的申遺項目所表現出的趨勢，是越來越強調對遺產價值的分析與提煉。“鶴立雞群”的時代已經結束，能否提出一個好的概念、講出一個好的故事，是在“矬子里拔將軍”、成功突圍脫穎而出的關鍵，這也成為文化遺產研究領域的一個新課題。

另一方面，梳理目前全部的世界遺產項目，可以發現，和文化遺產事業本身直接相關的項目在各國都還是空白。換言之，那些直接見證了文化遺產這個行業和相關學科在不同國家興起、發展的文化遺產項目，還沒有成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所重點關注的對象。

在今年各國提交的申遺項目中，有美國申報的現代主義建筑大師賴特的代表作品，具體包括了著名的流水別墅、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等10個作品。雖然這個申遺項目得到的評估意見是“推遲列入”，但不排除在本屆大會上經過游說直接列入的可能。

在建筑界素有所謂“現代主義建筑四大師”的說法，雖然四位建筑家都在美國留有作品，但賴特作為本土建筑師無疑更受美國人的推崇。由此反觀中國，最受推崇，也最為國人所知的建筑家莫過于梁思成。

梁思成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筑學系，主持營造學社，他設計的建筑作品曾獲中國優秀建筑設計一等獎，因對“中國古代建筑理論及文物建筑保護”的精湛研究而被追授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可以說，從建筑設計到建筑史，從建筑教育到遺產保護，梁思成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種種成就，都表明他是中國現代建筑當之無愧的第一奠基人。

關于梁思成，我們既有他精彩的設計作品，如梁啟超墓、原吉林省立大學教學樓、北京大學地質學館、鑒真和尚紀念堂；也有他留下的與文化遺產研究保護直接相關的遺存，如四川宜賓的中國營造學社舊址；更有他率先發現研究，并因此載入史冊、為世人所熟知的眾多古建筑。

具體而言，早在1932年至1934年，梁思成就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相繼撰寫了一系列經典文章，如《薊縣獨樂寺山門考》《正定古建筑調查紀略》《大同古建筑調查報告》《趙縣大石橋》等，其中所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大多早在1961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只可惜囿于申遺的規則變化、數量限制、新的潮流等諸多因素，這些古建筑今后被直接列入世界遺產的難度越來越大。

因此，若以“梁思成的遺產”為切入點，重新審視相關對象，未嘗不是一種好的選擇。而更重要的是人們也可以在把“梁思成的遺產”申遺的過程中，對中國的現代建筑發展、建筑史研究、文化遺產保護進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反思，從而推動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啟示之二，關注貝聿銘作品為代表的當代遺產

在今年提交大會審議的申遺項目中，由阿根廷、比利時、法國、德國、印度、日本和瑞士七國聯合申報的“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現代主義運動的杰出貢獻”格外引人注目。

這個項目歷時多年，早在2009年時就曾進入第33屆世界遺產大會終評，可惜當時被推遲列入。此次再度入圍，得到的評估意見是支持列入名錄，多年打磨終將修成正果。如無意外，包括薩伏伊別墅、馬賽公寓、朗香教堂在內的17個經典作品將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事實上，早在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就已經提出關注“20世紀建筑”。在這個傾向性政策的引導下，諸如維克多·霍塔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設計的建筑、里特維爾德在荷蘭烏得勒支設計的施羅德住宅、密斯·凡·德羅在捷克布爾諾設計的圖根哈特別墅、約恩·伍重在澳大利亞設計的悉尼歌劇院、路易斯·巴拉干在墨西哥設計的自家住宅和工作室等眾多20世紀知名建筑紛紛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反觀中國，雖然已有為數眾多的世界遺產項目，但“20世紀建筑”乃至“21世紀建筑”仍然是一個亟待填補的空白。而七國聯合申報“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給我的最大啟示是：祖籍蘇州、出生于廣州的美籍華裔建筑師貝聿銘設計的作品值得重視。

貝聿銘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筑最后一位大師”。他設計的作品始于20世紀40年代末，創作一直延續到21世紀，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遜色于上述建筑師。這其中的北京香山飯店、香港中國銀行大廈、蘇州博物館，堪稱20世紀八九十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建筑中的精品。而貝聿銘在美國及法國、日本、卡塔爾等國也設計了許多經典建筑。

在全球化遭遇困境的當下，貝聿銘設計的作品尤其具有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象征意義。他為巴黎盧浮宮設計的玻璃金字塔、在卡塔爾建造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在日本模擬桃花源建構的美秀美術館，都堪稱不同文明傳統元素與現代主義建筑語匯水乳交融的典范。

在世界遺產委員會倡導各國聯合申遺的大背景下，仿效“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如能實現多國聯合申報“貝聿銘的建筑作品”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既可以作為中國和相關國家之間人文交流的重點項目，促進不同國家、不同文明間的對話合作，也能夠填補中國作為世界遺產大國在遺產具體類型上的重要空白，更能進一步促進中國強化保護當代建筑的意識。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對中國當代建筑的保護已經刻不容緩。一個鮮活的例子就發生在今年世界遺產大會召開前夕，素有“共和國科學第一樓”之稱的中科院原子能樓，雖然保護之聲振聾發聵仍難逃被拆除的噩運，真讓人不由得感慨相關部門“有科學沒文化”的可怕。

相對于建筑自身悠久的歷史而言，文化遺產的確是一個晚近的概念。但這個概念所應用的范疇不應畫地為牢，它所保護的對象也不應截止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點上。對于具有重大歷史、科學、藝術、文化價值的當代建筑，理應在實踐中被作為文化遺產來珍視、得到應有的保護。

通過聯合申報的方式，將“貝聿銘的建筑作品”申遺，最終目的其實還是促使我們更關注活色生香的當代生活，賦予“遺產”這個概念以真實的生命力，促使遺產保護觀念真正走進當代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