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边@句話說盡了世人對于古徽州的向往。

說及徽州工藝，則不能不提及歙硯。《東方早報·藝術評論》三年前曾刊發歙硯尋訪報道《步步穿云到龍尾》，不僅就歙硯硯石的產地到底是古徽州所屬的江西婺源還是安徽歙縣進行辨析，更實地走訪了婺源龍尾山硯石資源及當地制硯現狀。真正代表歙硯的硯石必須來自龍尾山(亦稱硯山)與山下的芙蓉溪間，而以制硯而言，真正蔚為大觀并代表當代歙硯制作工藝的，古徽州所在的屯溪制硯無疑是其中翹楚。而其中，綜合了硯雕、漆藝、木藝等傳統徽工的“三百硯齋”從1990年代起，因其聯合了中國制硯藝術大師蔡永江、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甘而可、知名木藝師劉寶年等，讓一度中斷的徽州工藝，重歸雅正之路。

前不久，結合當地組織的歙硯尋根活動，我們再次來到古徽州的屯溪，一方面尋訪當地的制硯現狀，再次探訪三年前走訪過的婺源龍尾山與芙蓉溪，另一方面，還邀請知名畫家、評論家謝春彥，以及三百硯齋主人周小林，就歙硯的現狀與反思進行了對話。對于當下的歙硯現狀，周小林認為，歙硯制硯在四大名硯中狀態是最好的，這與古徽州深厚的文化積淀與這二十多年來重振徽工工藝密不可分，徽工的根本還是在于得有“靜氣”，但由于商業經濟的發展，也有一些原本具有“靜氣”的藝人在逐漸丟失這樣的“靜氣”，在他看來，“靜氣”就是不浮躁，這是徽州徽工的第一標準與要求。而在一些學者看來，歙硯近三十年的曲折之路，其實見證了對徽州文脈的修復與回歸。

第一是靜氣，第二是才華

《東方早報·藝術評論》(下簡稱“藝術評論”)：前一段時間國內的文化界不少人參與徽州地名的討論，我個人覺得很有意思，往深處看，這應當是一次對于徽州文脈的呼喚，而說到徽州文脈，則不能不提到歙硯，你早在1990年代便辭去黃山市文化局的公職專門組織制硯，對歙硯的文脈回歸做了大量實在的工作，想先請你回憶一下決心辭職制硯時是怎樣的情況?

周小林：那是1990年代初期，當時歙硯面臨的確實是一塌糊涂的混亂狀態和環境，我自己當時因為在黃山市文化局從事藝術創作，喜愛歙硯，當時是想如何為歙硯真正找到一條雅正的路子。剛開始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把房租做出來，能不能有錢買石頭。后來沒想到居然很順利，第二年到北京展覽，歙硯極受北京文化界歡迎，一下就打開了路子。有時候就是山重水復疑無路，就突然柳暗花明了。

謝春彥：我覺得你的想法有意無意間還是一定要把歙硯往文化的路上引領。

周小林：是的。干到55歲，我就不斷地研究，這個硯的文化，近代在中國是什么樣的——它不僅僅是工藝品，也應是創作，不僅僅是書畫家的研磨工具，也應當是可藏可傳可玩的藝術品，這難度就大了。我就開始思考如何真正在歙硯方面殺出一條血路，堅持文化底線，假如這一點做不到，我說我這一生改行也就是糊口而已。

藝術評論：其實慢慢做了，無形中有一種文化責任感，尤其在徽州這種文化積淀深厚的地方。

周小林：我本來不想這么做，但因為我有不少有利條件，在文化界也比較熟，后來堅持不開分店、不拍賣、不評獎，不參加協會，現在又不參加展覽。

謝春彥：你這是獨持己見，可不可以講，這其實也是建立在你對徽州文化、徽州工藝的一個基礎上?

周小林：是，古人已經刻了那么好的硯臺了，我們今天怎么刻?我首先得把好的硯石找到，這是個基礎，所以當時第一是不惜成本地收石頭，有了石材以后必須有一流的人才，因為我不能雕，不會畫，不會做工。

藝術評論：但你的長處是可以把這些工藝組織起來。

周小林：就是說我有了好的硯石，并不亂雕，我留著。因為我覺得當時所接觸的歙硯雕工并不合我的意，因為我看到了真正的好硯是怎樣的，當時名聲很響的硯雕家都被我淘汰了。

藝術評論：當時淘汰肯定有標準，包括到現在，標準是什么?

周小林：就是是否安靜。做藝術，再有才華，有再好的技巧，但如果他不安靜，想的是藝術之外的東西，那就不行。所以我的要求第一是靜氣，第二是才華、悟性，第三是技術。這三點能融合的話，這個藝人就必成大才。

謝春彥：這些標準也符合自古以來對徽工的要求，比如說徽派雕刻、版畫等。

藝術評論：其實更多存在的背后就是靜氣。往上追溯，可以說到徽州的畫僧漸江——包括新安畫派，其實是從倪瓚這一路下來的，就是得有逸氣與靜氣。

周小林：這些也確實是我對硯的要求。

謝春彥：從傳統上來講，這幾個標準是可以歸納到總的徽州文化，我認為可以用孔子講的兩個字，雅正，就是工匠也不能做得俗，工匠也有高下之分。這個靜氣，實際上是對人的要求，是對道的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談技術，技術的根本在于道，現在普遍的問題在哪里?人浮躁，坐不住了。

藝術評論：還有，可能你的標準也在于有意無意在修復因種種運動破壞的徽工傳統。

謝春彥：還有一點，這個做一個試點，從前讀書人，你們安徽是有讀書種子，有讀書傳統的。但是這個幾十年來，整個的社會，內心浮躁，安靜不下來，所以你看到了這個最重要的一點，心不正，藝何以正?藝何以精?藝何以雅?

周小林：現在我把硯做到今天這個樣子，實際上我的三次坎坷，人生經歷的積累，為我打了五十年的底子和基本功。

藝術評論：所有的人生經歷與曲折都會反映在你的作品里。

周小林：經歷就是財富，它讓我看穿和看透了很多很多，我當時想，別人追求的東西我不要了，我可以讓我的三百硯齋與硯變得干干凈凈，清清爽爽。

謝春彥：你們給我最初的感覺是做的氣場對，有一股清風，有一股正氣，在那里擺出的硯，哪怕是還沒有雕好，但工藝在那里，有正人之心，這是朱熹講的，如果心不正，路子不對，藝者不精，道者不純。所以我覺得，就是剛才你講的，有意無意在收拾殘局。

藝術評論：收拾徽工的殘局，包括后來對這一代硯工的影響，為歙硯建立了一個標準。

周小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歙之國寶》這本書，里面的歙硯都是三百硯齋的，出版前，蔡永江與我家人都提心我把私藏的“秘方”公之于眾，但我說，就是要讓大家去學好的標準，讓中國的歙硯雕刻藝術走一條正道，不能再走歪門邪道。正道需要你有正確的理論和實踐的東西給別人，別人會選擇的，我們要干一件千秋功德的事，至于別人把這些圖案學出來，我還有另外的圖案，他會逼得我不斷努力去變革。比如這個小筍硯，是個二十多歲的人雕的，16歲就跟著我。現在蔡永江也有后生可畏之感!長江后浪推前浪，徽派文化就是這樣，一定會有后人上去。

謝春彥：徽派的文化，實際上是中華文化的一個象征，真正的工匠精神，從半坡、三星堆，一直到漢唐，包括明清的首飾，這里面有一條隱約可以找到的主線，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我們現在的缺點在哪里?不誠敬，荒嬉自己，就是荒嬉民族。工匠最重要的我認為在于誠敬。

藝術評論：是的，另外你當時剛涉足歙硯時怎么組織甘而可、蔡永江一幫藝人，追求精益求精?甘而可那時還不是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吧?

周小林：他們還沒有今天的譜，但甘而可到現在還是有情懷的，惜恩的。

藝術評論：你當時把這些藝人組織起來，怎么提創意、提要求，這也是對徽工的要求。

周小林：當你發現他是可以做得很好，甚至可以做到完美和極致，那么中間你就得考慮去怎么用他，怎么去調動他內在的審美高度。比如，選用什么品質的硯材?如何確立創意?起用何種風格的雕家?怎樣精配漆藝、木藝硯盒?如何讓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元素有機地與硯石相融合?我所要做的，就是要把原本個體的、手工作坊式制作，變為一群藝術家的集體創作。讓我驚喜的是，以前的專業知識、人生閱歷及生活積累都派上了用場，我仍然是在領導、調動著眾多的藝術家各司其職。所不同的是，我的上面再也沒有人瞎指揮，亂彈琴，違背藝術規律，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了。做好了是自己的事，做不好也沒人打板子，興師問罪。我相信他們的工，我相信只要安靜下來雕刻，就一定會成功，當時一塊硯的雕刻(費用)就可以解決了他所有的后顧之憂，這樣才可以心無旁騖。比如我們創意雕刻蘭亭的題材，過去歙硯是沒有蘭亭題材的，我認為是個恥辱。

謝春彥：因為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磨墨寫字，寫字的頂峰就與蘭亭相關。

周小林：而且王羲之的蘭亭必須是有曲水流觴的，什么硯可以有曲水流觴的境界呢?只有歙硯可以。第一塊蘭亭硯，應該是1996年前后，蔡永江一年就雕刻出來了，當時工費是兩萬元。我提出來，用薄的刀工，再加上傳統的淺雕、深雕、浮雕，側面還要雕不少人物，還有鵝池，都要下工夫，我和他說要把每個小鵝都雕活了，荷葉有風吹的感覺——他有悟性的，他干了，他就往死里雕。

藝術評論：你說的“死”是說一種極致的要求，就是把這個徽工的工人，技術也是往極致里調動，從各種條件來調動。

周小林：雕出來以后，他這邊雕，完成了一半我就看，給他一些修改的意見，然后再提出一些要求，又不斷地鼓勵。看差不多了我叫木藝師來，我說你開始可以做盒子了，劉年寶就開始用小葉紫檀進行設計，然后漆藝方面請甘而可再參與，確定推光的全黑大漆，這是素漆，難做的，盒內、座底、邊角必須一絲不茍，我們幾個人為了一塊硯經常開研討會，幾乎不是在做硯臺，是做藝術研討，我們好像是做學術研究的。每一塊硯的創作，都要開會，直到硯和我心目中的漸漸相符——我后來說之前在黃山市文化局做紀錄片《黃山頌》的導演沒白當，相當于我是導演，用什么角色、劇本、舞美、燈光來組合這臺硯。

謝春彥：每個硯也是一臺戲，你是一個硯的導演，可以這樣理解。

藝術評論：所以您剛才說戲和做硯是通的，中國文化其實是一通百通。

謝春彥：都通，藝術創作都這樣，電影創作、話劇創作、美術創作、文字創作，應該都是這樣的。整個徽派藝術，包括建筑也好，雕刻也好，木刻也好，給我一種感覺，就是精純，沒有廢話，比如版畫的線條跟明代以來的審美規范是最為接近的。

藝術評論：一脈相承，是從明代一路下來的，不像清代工藝的繁瑣，而且這個山水滋養、人文滋養也很重要。我比較喜歡你設計的文人硯素硯，這里面應當有對整個硯的思考。

周小林：我是從雕工培養雕家，簡約的硯，技巧上是容易的，但我認為得先把渾身的本事、解數都練好了以后，再走文人硯，才有基本功的底子。

藝術評論：其實極繁才能極簡，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謝春彥：一定是從繁入簡。要先工筆后寫意。

周小林：我也更喜歡素工，第一是材料純凈，講究石材。文人的素硯講究線條的美、簡約美，是一種非常大方的文人硯，非常雅致，專門培養了一個人，專門雕素工，刻素硯就在線條上下功夫。

制硯需要從文化層面理解

藝術評論：還有一個問題，您對整個歙硯，包括硯雕這個行業的現狀，怎么看?

周小林：從我的角度，這15年，單單就歙硯而言，其發展超過過去的50年。1949年以后歙縣有一個歙硯廠，過去的歙硯是以歙硯廠為標桿，這個標桿是歙硯廠的兩個人，一個是方見塵，一個胡震龍。

藝術評論：你認為“歙硯廠時代”和整個中國的硯雕傳統有隔離嗎?

周小林：胡震龍會畫畫，有文人氣，一方面基本上是和中國的四大傳統是相吻合的，沒有什么變化，另一方面就是雕得花里胡哨的，各種硯都有——那是歙硯廠時代，到了1992年我辭職專門從事歙硯，1992年-1995年之間還是算這個時代的，包括方見塵也算。到1995年以后我悟了，我覺得歙硯不應該那樣，所以從1995年以后，歙硯的雕刻可以說是以三百硯齋為引領在探索一條路，后來凝聚成一本《歙之國寶》，200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那就是蔡永江、甘而可、劉年寶時代，他們三個人的時代。后來，歙硯走向了一個良性的高度發展，歙硯的技巧和雕刻，和端、陶、澄泥硯和其他硯種，目前已經不是一個層次了，拉得很遠——我們不去講石頭的品質和研磨的效果，那各有千秋，就從制作和藝術，拉的差距比較大的，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參與創作的人已經開始在思考，這是藝術創作，我們要做出好用好玩，文人自己喜歡的作品。高雅，且做到極致，提高各個階層對歙硯欣賞的標準。

藝術評論：可以這樣說，徽州文化的傳承，你們是從不自覺走向自覺。

周小林：所以說我們以這樣的苦心、苦志，誠真之心來做歙硯，而且都是龍尾山的硯石，這樣的制硯，其實在中國已經斷了數百年了。

藝術評論：其實我在屯溪老街看硯，有一些我看也是什么工藝大師，但作品卻是匠氣居多，如你所說，制硯還是需要從文化層面來理解。

周小林：所以說還是匠氣的硯背后的人缺少文氣，也就是缺少靜氣，多躁氣。在硯山村，我買硯材交往的村民也是樸實居多，比如汪建崗、鮑佩忠等。

藝術評論：說到硯材，過去存在過無序開采和長時期禁止開采，有一個背景，宋代由于文人主政，硯業發展是黃金時期，龍尾硯和端硯到明清時候，很多是禁采的，叫保護性開采。解放前，龍尾石的開采始終未能恢復，制硯藝人也日漸減少，而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歷史的原因，加上日本收藏界對中國硯石姿源的渴求，當時為了換取外匯，是非常瘋狂的，無論是端硯的老坑，還是歙硯最代表性龍尾山，都在炸石頭，毀了多少硯石啊。

周小林：我現在倒是很好的心態，就不著急，沒有這個心態就完了。每次到龍尾山，告訴家人我花掉二十萬、三十萬，家人都不吭氣，我告訴他們，我到龍尾山買了硯石，這是我一生的快樂，我有癮，你們要不讓我買石頭了，就難受，就像不讓我喝酒、抽煙一樣，我已經有癮了。第三，我到龍尾山買了這么多硯石，其實不是去消費，是實在賺的。因為當時買硯石花了二十萬元，五年后你再去買石頭，可能就要一百萬元，因為資源少了。

謝春彥：你現在這個講法是一種通俗的講法，實際上你還是喜愛，就是《紅樓夢》中講的賈寶玉的通靈寶玉，你的通靈寶玉就是那些石頭。

周小林：無論是山上采的硯石，還是芙蓉溪的，一定要是老坑中優質的精品，老坑石一定是美，美感動人。

藝術評論：第一次到龍尾山芙蓉溪什么時候?

周小林：這個數不清了，因為有二十多年了，我記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不能回家過，就睡在芙蓉溪，因為車不通嘛，拖拉機也不能下，下雪結冰，所以我在那住了三天。我覺得中國歙硯的美和它的實用、收藏價值，只有芙蓉溪的龍尾老料才會呈現。現在通稱的歙硯，把修寧、歙縣、祁門等的硯石都歸進去了，但我們真正要追求中國歙硯，從歷史上看，從南唐李煜開始，到宋代直到今天，必須是龍尾山、芙蓉溪，這才是正宗的正脈，我是死抱著芙蓉溪不放，見到芙蓉溪就神魂顛倒走不動了。我給我自己定的做硯的標準：一流的老料，一流的設計，一流的雕工，一流的硯盒，一流的硯銘、拓文，這樣合在一起，才可以讓一塊優秀的龍尾老料變成一流的歙硯，這里面每個細節都不能忽略，其實我是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