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風來，一言不合就直播。”這一次，Papi醬開了直播首秀，2000萬人在線、1億以上的點贊，在某種程度上刷新了直播記錄。圍觀“網紅”之余，人們把更多視線投向了網絡直播這個領域。

一臺電腦、一個攝像頭、一副耳機、一個麥克風，對著鏡頭唱唱跳跳、聊聊天，就有不菲收入。幾年前，人們很難想象到這是“工作”的場景，網絡直播隨著技術的發展，很快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現象級”風口。據統計，目前我國在線直播平臺數量接近200家，用戶數量高達2億，預計到2020年絡直播行業總產值將達1000多億元。然而，這一種新興的網絡文化現象，在創造社會產值時，也不斷暴露各種問題，“直播污垢”不時侵襲而來。

每一種現象的興起，往往有驚喜，卻總少不了“驚嚇”，網絡直播也如此。從文化部查處的案例看，一些網絡平臺涉嫌提供含有宣揚淫穢、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會公德內容的互聯網文化產品。這意味著，相較于對網絡直播社交化、互動化的美好想象，惡俗、低俗、媚俗的內容在攪渾池水。更甚者，在巨大經濟利益誘導下，“越黃越暴力越出名，打賞越多”的現象成了顯規則，一些主播借助色情、暴力、鬧劇等形式博名換利。而某些直播平臺，為了增加收入、提高知名度、活躍度及流量，逃避社會責任放棄自我監管，變相助長或縱容著各類色情、暴力內容的傳播。當內容生產遭遇惡意低俗、當行業發展碰到野蠻生長，主管部門的監管就需要切實發揮應有的作用。

看到一個行業發展的隱患并改進，是監管部門應有的職責。就網絡直播而言，文化部早在2011年就出臺了《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現在又發出了《關于加強網絡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可以說，不管是對互聯網文化傳播中的違法違規內容的審查，還是對網絡表演者作為直接責任人的追究，這一系列制度約束的努力，都值得肯定。不過，文化執法也存在現實困境，比如靠隨機巡查和群眾舉報才能發揮效力；又如，間斷性的“突然襲擊”只能短時有效，要保持網絡直播的晴朗更需要常態化的機制。

行業都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只有健康成長才能共享獲益。正如有平臺負責人坦言，“曾有明星說把衣服脫下來之后，穿上要花很長時間”，如果把底線降低了再想提升平臺品質，真的沒那么容易。可見，監管離不開政府執法，但綠色平臺的自審自查，則更需要平臺對內容負責、對自律自咎負責。換句話說，直播平臺應該鼓勵的是積極向上的互聯網文化產品，應該主動嚴懲那些“以秀下限”來踐踏社會公序良俗的“網紅”言行。正如20余家從事網絡表演的主要企業發布的《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就為規范直播、凈化行業開了個好頭。不過，公約作為紙面上的約束，能不能真正落到平臺管理和自凈的行動中，還需拭目以待。

應該注意的是，“看得見”的“網紅”直播污垢易清理，“看不見”的直播污垢難察覺，對后者更應在立法和機制上未雨綢繆。例如，由于互聯網的高度開放性和直播內容的多樣性，哪些屬于恐怖、殘忍、暴力、低俗的范圍，應該界定清晰；哪些屬于打“擦邊球”，應該明確標準；哪些故意把服務器放在國外來逃避直接監管，應該技術升級。諸如此類，伴隨著技術的日新月異，都需要在政策法規上細化、在機制規范上具體。

網絡直播，或許在開啟一個“人人都是電視臺”的新時代，當然也可能會衍生不少“變異新物種”，如果沒有劃好“紅線”通上帶電的“高壓線”，“黃色暴力”等低俗化就可能成為它紅火的“招牌”。因此，直播平臺不妨先從“把脫下來的衣服穿上去”做起，讓各路“網紅”直播先“衣冠楚楚”起來，才可能“文質彬彬，然后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