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于網約車問題的報道有增無減，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安全問題，如個人信息安全，客戶個人信息處于失范和被濫用風險，有的網約車司機在網絡惡意詆毀客戶形象或聲譽。除個人信息安全之外，還有人身安全，其中在服務期間，客戶遭受司機的性侵、猥褻，甚至被害。

事實上，網約車的問題并不止于以上媒體“熱衷”報道的這些負面事件。網約車是共享經濟的產物，但不是“共享市場”的產物，目前的網約車運營公司，卻把網約車朝共享市場發展，背離了共享經濟的初衷。共享市場的驅動下，越來越多的私家車被盲目地誘導到道路上來，引發更嚴重的堵車等問題。而共享市場下的網約車，并沒有把車輛保養與折舊、司機福利保障等多項成本計算在內，還把私人用途的保險“欺詐性”地用于商業用途，最終的結局是網約車運營者或投資商大賺快錢，而司機和客戶（乘客）及社會卻付出代價。

另外，網約車通過“法律規避”轉嫁法律責任等成本于社會，破壞了社會秩序。網約車運營公司把應聘的私家車司機視為“獨立承包人”，“獨立承包人”身份下的網約車，相當于一個“公司”，一旦有任何法律后果，網約車運營公司就把責任推脫得一干二凈。最近一起報道稱，一位17歲少女通過網約平臺約車不料在車上被猥褻長達半小時，而約車公司只同意賠償50元。約車公司對責任擔當如此“畸形”，源于其盈利模式下的法律責任規避設計。

如何解決網約車公司等這樣隨技術進步而產生的“技術與社會”矛盾的問題呢？“技術與社會”矛盾，本質上就是“技術理性與社會規范”的矛盾，實證主義下的技術理性并不能天然地生成社會規范，甚至還會破壞已有的社會規范。在不阻撓或不壓制技術理性的情況下如何加強社會規范，這應是一條正確的解決思路。

以美國經驗為例。美國近年來也發現網約車問題重重，美國監管部門要求對打車軟件進行更深入的監管，并在保險這一環節上要求網約車公司給網約車輛責任投保至少100萬美元的第三方責任交通險和人身傷害險。以保險為抓手，美國的監管方式的制度成本并不大，便于執行與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