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的“新消法”實施一年后，2015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審理的消費者買賣合同糾紛案件同期增長了10.3倍。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召開的新聞發布會通報，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對案件增長“貢獻”最大。據調查，在嚴格遵守法律的職業打假行為之外，采用掉包、自帶假貨等非法方式進行敲詐的案例屢見不鮮。合法打假的崛起，客觀上起到了保護消費者權益、凈化市場的作用，而其中亂象，又激起了新的矛盾，導致了超市群體與職業打假人群體的對立。（7月25日新京報）

惡意打假人

新聞在報道中使用了一個概念——“惡意打假人”。概念的好處是，可以對復雜的現象進行集中概括，在言簡意賅中讓人們從某些特點，熟悉、把握所要描述的對象。當然，正如法國象征派詩人馬拉梅所說，定義就是殺戮，越清晰的概念可能越無法涵蓋所要描述的對象，甚至可能在信息的選擇和舍棄中造成新的誤解。這是抽象與復雜之間的矛盾。就像該如何定義“惡意打假人”呢？所謂的惡意該如何判定呢？這些問題直接決定著對打假性質的認定，但是新聞卻沒有對“惡意打假人”的概念做更多解釋。有時，新聞使用概念只是為了表述得更形象、更具體。

因此，在“惡意打假人”的概念提出之后，有必要對這個概念進行精準“畫像”，以便在判斷時能夠比較容易地“對號入座”。否則，人們就會在標簽化思維的作用下，對“惡意打假人”進行簡單理解和認定，因為其中惡意一詞而對職業打假人形成偏見，將惡意打假與合法的職業打假混為一談。甚至，可能因為認知的簡單，連帶著認為“新消法”在助長“惡意打假”的牟利舉動。要不然，在“新消法”實施之后，消費者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為何會突然暴增呢？這顯然不利于對“新消法”的準確認知，也誤解了“新消法”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基本精神。

想要對“惡意打假人”準確畫像，必須弄清所謂“惡意”是道德層面的界定，還是法律層面的判定。“惡意”是一種內在的動機，僅從道德角度很難界定清楚。以職業打假人的打假行為為例，職業打假人認為自己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一種合法舉動，買假之后的索賠是應有的權利，同時也是對制假賣假者的打擊和威懾，根本沒有什么實際惡意；但對于被索賠者來說，知假買假者就是刁民和惡棍，他們知假買假的目的是鉆法律的空子，借機敲詐勒索，這當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惡意。顯然，兩者在道德層面上是無法達成共識的。而在法律層面上，這個問題變得十分簡單——只有主動的違法行為，才能被認為具有實際惡意；職業打假人的打假只要沒違法，就無從對其動機進行準確判斷。

同時，必須對職業打假人的打假和掉包之后的敲詐進行區分。從結果看，兩者的確有相同之處，都是以手中的假貨進行索賠。但是，具體分析，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前者的假貨來自商家的售賣，打假人只是知假買假并以此索賠，在其索賠過程中并不存在弄虛作假的掉包，也不存在無中生有的敲詐；而后者為了達成索賠的目的，不惜以掉包的形式人為制造“假貨”，并以各種非法手段進行所謂的索賠，其性質已經不屬于傳統表述中的打假，其行為已經構成了敲詐勒索無疑。此時，就沒有必要將兩者混在一起，讓人分不清打假還是敲詐，以為打假也是敲詐，敲詐也是打假。這不利于打假行為的社會評價和正面認定。

在假貨泛濫而維權成本較高的背景下，職業打假人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一點必須承認。當然，在打假市場上，確實有一部分人以掉包的方式人為制造索賠理由，以打假的名義行敲詐之實，這也是必須看到的事實。但兩者的性質是不同的，必須對兩者的屬性進行界定和區分，不能忽視后者對正當打假的干擾，更不能因為后者的存在而對職業打假行為產生偏見。

所以，必須對含義模糊的“惡意打假人”進行精準畫像，所謂的惡意到底是道德層面的還是法律層面的，所謂的打假行為到底是正當打假還是敲詐勒索？這關系到社會對職業打假行為的公正評價。（李劭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