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幼兒園安全問題多發、幼兒更需要保護等因素，不妨在制度上明確要求幼兒園成立家長委員會，讓家長參與幼兒園的共同治理。盡快轉變監管過于側重“前置”，過于依賴教育行政部門的思路，變前置監管為動態監管，才能大大減少幼兒園出問題的概率。

近日，一則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冠童國際兒童成長樂園”使用過期食材的消息通過網絡持續發酵，受到輿論高度關注。據報道，該幼兒園因使用霉變大米、食品添加劑、過期醬油等違法違規行為已被當地政府關停，公安部門正介入調查。

一家園費每年高達七八萬元的幼兒園，竟然連基本的食品安全衛生都保證不了，令人匪夷所思。現在的關停處理看似嚴厲，可對于那些孩子來說，其實是再一次的“傷害”。這意味著他們接下來還要重新找幼兒園，家長還要為孩子的入園問題操心。由此可見，幼兒園出問題，糾錯成本太高，因為孩子的健康和時間都耽誤不起，如何盡可能防患于未然，才是最需要思考的。

這次出問題的是一家看似高端的民辦幼兒園，似乎也再一次印證了“民辦幼兒園容易出事”的判斷。近些年，民辦幼兒園越來越陷入尷尬境地。一方面，輿論呼吁要降低門檻，鼓勵社會資本參與辦學，解決很多地方存在的優質幼兒園緊缺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民辦幼兒園不斷出事，老師粗暴對待幼兒，幼兒園裝修不合格威脅幼兒健康等。頻頻不斷的問題嚴重傷及民辦幼兒園的信任度，問題出在哪？

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監管。當下對于開辦民辦幼兒園的門檻相對偏高，“門檻”相當于是一種“前置監管”，確保開辦幼兒園者有資金或者具備教育資源方面的實力，但后續的細節監管往往跟不上。加強監管呼吁起來容易，但現實執行需要耗費行政資源。因為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對公立幼兒園的監管往往比民辦幼兒園有效得多。比如嚴格把控編制事實上也是一種監管，公立幼兒園的老師雖然可能存在不負責任、態度不好等問題，但不太可能犯下諸如暴力打孩子等嚴重問題，因為那會導致“丟飯碗”，風險相對較高。相對來說，民辦幼兒園師資多是社會招聘，管理起來也就更難。

要解決民辦幼兒園的問題，不是進一步抬高門檻，在“前置監管”上用力過猛就可以解決問題的，相反，應該進一步放開。門檻過高，已經開辦的幼兒園就等于擁有變相的“特權”，好的幼兒園難找，家長無法和幼兒園進行平等對話，更談不上監督。如果降低門檻，讓幼兒園變得更多，家長的選擇余地更大，競爭更充分，反而可以實現真正的優勝劣汰。

此外，也要現實地看到，僅僅依靠教育行政部門的力量，確實很難及時覆蓋到每一個學校。在具體的監管上，有必要引入家長的參與。這次哈爾濱幼兒園事件的曝光，就是在家長的努力下實現的。這種偶然的、個別的監管，有必要納入制度化的渠道。成立家長委員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尤其是幼兒園裝修、采購等工作，如果有家長的參與，就能最大化地保證安全。

事實上，早在2012年，教育部就下發《關于建立中小學幼兒園家長委員會的指導意見》，要求把家長委員會作為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的重要內容。但現實是，在不少地方家長委員會要么不存在，要么名存實亡，發揮不了實際作用。鑒于幼兒園安全問題多發、幼兒更需要保護等因素，不妨在制度上明確要求幼兒園成立家長委員會，讓家長能名正言順地參與幼兒園的共同治理。盡快轉變監管過于側重“前置”，過于依賴教育行政部門的思路，變前置監管為動態監管，才能大大減少幼兒園出問題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