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了廣州市懷孕七個月的孕婦因再婚群體細則未出無奈欲引產的消息。廣東省衛生計生委有關負責人做出回應，對于已經懷孕的再婚夫妻，建議用人單位暫不處理。（8月2日《第一財經日報》）

廣州市吳先生和蘇女士夫妻倆，其中丈夫是再婚，跟前妻有一個孩子，妻子是初婚，夫妻倆已經有一個孩子，腹中所懷的是第二個孩子。而對于第二個孩子到底是否符合“二孩政策”，這在廣東成了一個問題，因為廣東省在修訂人口與計生條例時，沒有明確再婚群體的“二孩政策”細則，這導致他們的孩子按原來的規定屬于“超生”。

不難看出，讓吳先生夫婦陷入要么辭職要么忍痛引產的兩難之境，純粹只是由于“二孩政策”細則在落地上出現了可卡。事實上，像吳先生夫婦這樣的遭遇，并非是孤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存在著因“二孩政策”的細則落地出現遲滯，或是存在各地方政策不統一的情況，而給有生育意愿的公民帶來困擾的問題。比如，在其它一些省市，由于大多對再婚群體的二孩細則做了規定，吳女士的生育應是合法的。顯然，如果僅僅因為細則出臺時間上的問題，就出現同樣一種行為，在一地合法，另一地卻非法的現象，無疑將大大減損“二孩政策”的紅利。

“二孩政策”出臺是國家生育政策優化調整的重要進步，但具體細則卻有待地方來完善和落實。早在政策出臺初期，就不乏有聲音提醒，各地應該加快細則的出臺，防止出現銜接不暢的問題。這里的銜接，一方面可能是指地方細則與國家政策之間的銜接不及時；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各地方上出現“政策打架”的情況，導致“矛盾”情況。由此，各地都應該加快細則的落實進度，同時對于各種細節情況，也應該全盤考慮各地之間的對接問題，避免出現政策執行的碎片化和模糊化。

這起事件中，廣東省衛計委已表態，有關再婚群體的“二孩政策”細則將盡快出臺，同時在細則出臺前，對于已經懷孕的再婚夫妻，建議用人單位暫不處理，展示了一種較開明的姿態。但是，事件中的另一個細節仍舊值得重視，即吳先生夫婦這樣的生育行為，首先遭到的是其所供職單位的“壓力”——若不引產，則會被單位開除。這樣的處理方式其實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計生“一票否決制”。這導致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事業單位都將規范員工的生育，放在突出位置，甚至為了應對考核，作出一些侵犯公民權益的行為。不可否認，這一制度在過去的“一孩政策”年代，曾經推動了計生工作的執行，但在當前生育政策已然逐步開放和優化調整的背景下，其必要性是否需要得到重新審視，值得疑問。

事實上，這方面已有松動跡象。如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在計劃生育“一票否決”的“誕生地”湖南常德，其執行力度已經低調放緩。而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國家衛計委再次重申，嚴禁計劃生育政策與落戶掛鉤。而“一票否決制”正是在客觀上助長計生政策執行中亂掛鉤趨勢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與生育者的工作掛鉤，就是突出一例。期待相關部門在這方面能有更大力度的反思與行動。

“二孩政策”邁出了計生政策順應人口發展現實和規律的重要一步，但政策出臺后，如何在地方上確保銜接到位，減少模糊、爭議空間，最大限度地讓民眾享有政策改革的紅利，仍是計生部門和各地方政府仍需繼續完成的課題。（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