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貿易“規則之爭”已超越“市場之爭”，正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博弈角力點。近年來，作為全球化發展引擎的全球貿易增長日趨緩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報告，2008年-2015年平均增速約為3.1%，遠低于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水平。此外，全球貿易秩序也處于前所未有的新的調整時期，這背后隱性壁壘已經成為制約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影響變量。

事實上，當代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正在影響全球價值鏈。隨著全球價值鏈的高速發展，各國為了獲取更大的本國利益和附加價值發起的技術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等顯性和隱性貿易摩擦手段更受青睞。比如，技術性貿易壁壘數量越來越多，WTO范圍內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TBT)和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SPS)通報越來越多。數據顯示，2000年TBT通報量為606件，SPS通報量為270件，到2012年TBT和SPS分別上升到2185件和1214件，分別增長2.6倍和3.5倍，兩者合計從876件增加到3399件，增長2.9倍。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興經濟體面臨全球價值鏈的進入壁壘。聯合國報告顯示，新興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價值鏈面臨三大主要壁壘：國內基礎設施不足、貿易融資限制和標準履行。而運輸、IT基礎設施、供應鏈不穩定也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進入全球價值鏈的主要障礙。領先企業和供應商也認為運輸成本、交貨延遲、繁瑣的關稅手續比關稅和許可證對貿易的影響更大。2013年世界經濟論壇發布報告指出，供應鏈壁壘可導致海關和行政手續效率低下、監管體系復雜、基礎設施服務薄弱等問題。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一代國際貿易規則演進趨勢將是以區域貿易規則創建為基礎，輔以規范某一領域的諸邊貿易規則的發展，通過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規則的融合后逐漸形成新的多邊貿易規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會更加激烈和隱蔽，從自由貿易轉向規則貿易。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區域自貿協定競爭趨于激烈。美國等發達國家通過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諸(多)邊服務業協議(TISA)等貿易投資協定談判，力圖推行代表發達國家利益的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

新規則體系強調貨物貿易、投資和服務規則的整合。在投資領域，強化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在服務貿易領域，采用負面清單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目前正在談判的最重要的多邊協議是諸(多)邊服務業協議(PSA)、信息技術協定第二部(ITA2)、政府采購協議(GPA)，以及環境商品協議(EGA)——也將為雙邊和多邊貿易談判提供重要動力。

在全球服務業產值中美、歐、日占去2/3以上，PSA具有絕對至上的大市場和話語權。PSA未來的談判內容主要包括金融、快遞、傳播、電信、電子商務、運輸、觀光、物聯網、移動通信網絡、互聯網等等所有服務業領域；TPP、TTIP、PSA等都涉及國家、經濟體間的公平競爭、數碼貿易、物聯網、環境、能源等領域的服務業問題，因此，服務貿易協定可以被視為是美國重構全球貿易規則的核心。

ITA2致力于減少或消除在多類先進的信息技術產品上的關稅，包括80個國家。第一部信息技術協定于1997年開始生效；這項新協議旨在擴大產品覆蓋范圍，進而實現囊括全球97%IT產品的目標。中國承諾擴展貿易壁壘自由化的IT產品范圍。然而，由于中國和韓國不能在關于有機發光二極管(OLED)技術和產品的重要關稅細目上達成共識，第二部信息技術協定談判沒有達成。只有等到在一些高價值關稅項目上的爭議得到解決，才有可能合作完成談判。

GPA加入也成為一個高門檻的協議。事實上，對于中國而言取消對政府采購的限制，既有利于政府更高效地配置資源，也會減少在競標政府合同中的腐敗風險。根據2001年加入WTO的相關文件，中國同意“盡快”加入政府采購協定。中國已經就政府采購協定的加入問題進行了多年的談判；盡管中國最近提出擴大國際規則對省級政府的約束范圍，但仍未能讓其他政府采購協定成員國滿意，因此談判還在繼續。

EGA旨在消除對一系列有助于減輕污染等惡劣環境作用的商品征收關稅。這項倡議于2014年提出，如今包括了中國美國歐盟以及其他14個國家。環境商品協議的談判代表目前正在制定可用于關稅改革的商品清單，其后將探討關稅逐步廢除的時間跨度和可能免于自由化承諾的有限例外。環境商品協議潛在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因為第二階段談判的目標是將改革擴大到關稅自由化以外的領域，呼吁減少非關稅壁壘和倡導環境保護相關的服務。環境商品領域的世界貿易估值為1萬億美元左右，作為貿易大國的中國將面臨較大挑戰。

長遠來看，TPP以及PSA、GPA等一系列區域貿易協定以及全球新規則的體系性發展符合中國自身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的大方向。中國必須加快構筑全球自貿區網絡建設，積極適應這些貿易新規則的挑戰，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倒逼中國市場壁壘，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開放型競爭帶動中國價值鏈和產業鏈的全面升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