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長征的勝利，完成了紅軍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戰略轉變、長征前進的大方向與抗日前進陣地的建立相結合的任務，實現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戰略轉變，為黨和紅軍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正如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所說：“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這里的新局面既有革命任務的調整也有革命形勢的變化。

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根據社會矛盾的變化，對中國革命任務進行了調整，提出停止國共內戰，聯合全民族的力量，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通過長征擺脫了國民黨軍的重重包圍，保存了一部分精銳力量到達陜甘，中國革命和紅軍從覆滅的險境中脫離出來，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機遇，革命形勢發生徹底變化。任弼時在回憶紅二、六軍團長征時說：“這次遠征，活動于湘黔滇康廣大地區，前后攻占三十余縣城，是廣泛地傳播了黨和蘇維埃的政策，特別是擴大了抗日反蔣主張的影響，組織和發動一些群眾斗爭，揭破了國民黨賣國殃民的罪惡，再一次證明紅軍是不可摧毀的力量。”

長征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紅色根據地得到鞏固，最終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長征形成了中國革命成熟的堅強領導核心

１９３５年１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長征中特別重要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是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也使得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遵義會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復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

“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鄧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６日與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

中國共產黨建立后，起初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服從共產國際的統一領導。而遵義會議是第一次沒有受到共產國際干預的重要會議。１９６３年９月，毛澤東在同外賓的一次談話中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之所以說遵義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是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失敗的切膚之痛，推動中國共產黨從“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下解放出來，認識到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思想路線的重要性。

以遵義會議為起點，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翻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新篇章。王稼祥在談及長征時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從而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它的巨大意義，已經在斗爭實踐中得到了證實。”這也是為什么周恩來說：“由于毛主席撥轉了航向，使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折點。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真正取得了領導地位。”

長征培育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革命精神

紅軍長征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弘揚偉大革命精神的勝利。紅軍長征不僅創造了可歌可泣的戰爭史詩，而且譜寫了豪情萬丈的精神史詩，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長征前，紅軍分散在各根據地，各自為戰，缺乏集中統一的領導和指揮。長征使紅軍主力從各個根據地齊聚陜北，成了一次影響深遠的戰略大轉移。共產黨員和人民軍隊也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堅定了革命信仰和理想信念。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寫道：“我們共產黨員中有許多人是經過萬里長征的，這對于他們是一次嚴重的鍛煉，其中的絕大多數黨員都得到了很大的進步。”

張聞天在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２日發表的《論青年的修養》一文中說：“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件事震動了全世界。為什么二萬五千里長征能夠有這樣偉大的影響呢？原因就在于中國共產黨在這次長征中充分的表現出了它為了自己的理想而犧牲奮斗與堅持到底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長征也是不可能的。”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長征雖已結束，但紅軍將士創造的長征精神卻得到傳承和發揚。如今，在我們國家建設和發展的許多領域，長征精神不斷續寫著時代的篇章：航天新長征、脫貧攻堅新長征、紅軍部隊新長征、新長征突擊手……長征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人們的內心已內化成一種信仰，外化為一種能量，指引著每一代人走好自己的“長征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