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等12部門聯合出臺《關于改進和規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對于公民身份證明可以證明和有關部門可以核實解決的20類事項，不必要求群眾再去派出所開具證明了。這是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有利于遏制各類奇葩證明,解決群眾辦事難，值得點贊。

長期以來，一些群眾始終處于“人在證途”的狀態，不是在辦證，就是在辦證的路上，經常出現用一個證明去證明另一個證明，最終很可能就被要求辦理“我媽是我媽”“無犯罪證明”等各種奇葩證明。這些證明之所以被冠以“奇葩”的標簽，是因為它們很多時候讓當事人摸不著頭腦，甚至連有關政府部門自身也不知道該怎么開具。說到底，奇葩證明是奇葩要求的產物，它既是權力的衍生品，也是推卸責任的附庸品。

現實生活中，一些基層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掌握的審批辦理權可能并不大，但“手中有權，心中不慌”，他們對群眾上門推三阻四，對辦事辦證愛搭不理，時間久了，對權力依依不舍的情結根深蒂固，即便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下，也不愿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范圍。一邊是權力帶來的所謂優越感，另一邊往往就是缺乏對日常業務的鉆研，以至于當真正需要為民服務時，要么沒有規范可循，要么是不熟悉規定程序，于是努力在“依法必須作為”和“確保不擔責任”之間找到所謂的平衡——出于“唯證明”的行政管理思維，要求群眾開具奇葩證明。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對百姓負責的事情，就是政府應當履行的職責。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手持的權力，實質上是群眾依法賦予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為群眾服務。當前之所以會出現奇葩證明，本質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權力觀在作祟。也正是因為看到這一點，公安部等12部門以人民為中心、以改革之精神，努力扭轉當前一些地方和領域的不良局面，特別是通過《意見》，既讓基層派出所知道“開不開證明”，更讓群眾明晰“什么時候可以不去派出所”、“需要開的證明找誰開”等一系列問題，讓群眾可以依法對“奇葩證明”說不。

《意見》出臺只是深化改革、優化服務的一個開端。群眾辦證辦事的事項還有很多，亟須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規劃。一個現代法治社會，到底需要保留、增加和減少哪些證明，不能單純依靠碎片化、情緒化的公眾表達來回答，而是需要通過全局的高度、法治的方式予以厘清和明確，并且主動告知公眾。如今，中央作出一系列部署，提出了諸多規范性意見，關鍵還在于地方切實行動起來，對于奇葩證明的治理，亟須先從“奇葩要求”著手，只有各地黨委政府按照“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加大對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監管力度，依法懲戒人為“想當然”“設卡添堵”等，才能為政府“簡政”和百姓“減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此外我們還看到，很多所謂的證明只不過是存在于各部門業務平臺里的公民基本信息，但由于部門之間存在信息壁壘、互不開放，這就造成群眾不得不“跑斷腿”。各部門應做好政策銜接和信息共享，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從源頭上減少群眾開具證明的需求。（張 洋）

《 人民日報 》（ 2016年08月17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