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責自負”是現代刑法的基本原則，任何人都不能為他人的犯罪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未成年人犯罪父母“連坐”，在法理上面臨諸多疑問，在實踐中更難以操作。

13歲的四川少年小武為搶劫一部手機，將汽油潑向年輕女老師楊冬玲，悲劇引起了社會對于父母應否承擔看管不嚴責任的討論。針對媒體報道的未成年人犯罪及其背后家庭教育問題，熱心未成年人保護的公益人士、檢察官、律師聯合呼吁：建議追究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疏忽失職”父母的刑事責任。

古訓云：子不教，父之過。父母作為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自然應對未成年人的一些行為承擔連帶責任，既包括民法上的賠償責任，也包括《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的由公安機關“予以訓誡，責令其嚴加管教”。問題的關鍵是，監護人疏忽失職造成未成年人犯罪，是否應當承擔刑事責任？這不僅關系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更牽扯刑法原則的突破及其介入的深度，茲事體大，我們不能單憑某種良好愿望取舍，當作全面客觀理性的分析和評估。

“罪責自負”是現代刑法的基本原則，任何人都不能為他人的犯罪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也就是說，父母作為監護人，其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的范圍僅限于監護失職，而不能擴展到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對一種行為入刑，必須合乎刑法自身規律，而不能遷就于一時治理之需。按照支持入刑者的邏輯，如果學生在學校犯罪，那么作為監護方的學校領導和老師是否也應列為刑事追責對象？對于精神病人犯罪，其監護人要不要也納入刑法打擊范圍？還有一些監護機構是不是也要入刑？眾所周知，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比較復雜，除了父母之外，還有其他監護人、學校、政府、社會等各方面的原因，是否都需要按照這種歸責原則去追訴其他人的刑事責任呢？

在實踐中，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往往并不特定，有的是父母，有的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有的并不明確，這些情況下又該如何定罪？即便父母作為監護人，那么是對父母兩人一起追究刑事責任還是只追究其中一人？倘若追究父母共同的刑事責任，那么孩子又該由誰去監護？一個因為監護失職而被定罪量刑的人，理論上便失去了繼續充當監護人的合法資格，孩子的監護問題又該如何解決？

不難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父母“連坐”，在法理上面臨諸多疑問，在實踐中更難以操作。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動輒祭起刑法利劍，擴大打擊范圍并非善治思維，走出過度倚重刑法的路徑依賴，于刑法之外創設必要的監護監督機制，強化未成年人犯罪父母對受害人的賠償責任，尋求教育、懲戒、激勵等多元路徑，綜合施策激活監護職責，或許更加符合法治要求和治理的需要。（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