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交代下案情，來自8月23日《新京報》報道：31歲的程某是北京人，博士研究生,女。2014年9月1日，程某因瑣事與35歲的張某發生口角。程某用繩索勒住張某頸部致其機械性窒息死亡，后將張某的尸體肢解，并伙同母親何某將尸塊拋棄于北京門頭溝區。案件審理期間，程某與被害人親屬就民事賠償部分達成調解協議，一次性賠償350萬元，被害人親屬對程某表示諒解。法院審理認為，程某所犯罪行特別嚴重，依法應予懲處。鑒于程某能積極賠償被害人親屬的經濟損失，并得到被害人親屬諒解等情節，依法對其判處死刑，可不予立即執行，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程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庭審中，程某的辯護人提出，被害人對于案件的發生具有嚴重過錯。如果法院以此為由免程某一死，法律上自無問題。但從報道看，法院對此未予認定，免其一死的根據是“積極賠償被害人親屬的經濟損失，并得到被害人親屬諒解”。

筆者并非重刑主義者，贊成減少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但根據什么減少適用，則涉及公平、正義等問題，不由人不關注。將積極賠償、得到被害人親屬諒解作為免死依據，給人留下這樣的懸念：如果犯下罪行的不是程某，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賠不起錢，也得不到被害人親屬諒解，他的命運會有所不同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同罪不同罰”的正當性何在？公平又如何體現？

刑事案件中，有的被害人親屬寬容，給些錢甚至不給錢，都能諒解被告人；有些則堅決不要賠償，只求嚴懲被告人。對被告人來說，遇到哪種純屬偶然。如果被害人親屬意見作為量刑依據沒有問題，那么，將這種偶然作為被告人承受犯罪后果的決定因素之一，也就問題不大。關鍵在于，這方面的“決定力”該有多大。

犯罪侵害被害人，也侵害社會。雖然多數案件以公訴形式由國家追訴犯罪，但對于如何懲治被告人，被害一方也該有一定的發言權。司法實踐中，輕傷、交通肇事等相對輕緩的犯罪，被害人的意見多得到尊重。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親屬并非犯罪的直接受害人。作為間接受害者，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他們的意見應該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他們畢竟不是被害人，其意見的“決定力”應小于被害人本人。

斃了程某，張某家人一分錢也拿不到，和這種“兩敗俱傷”相比，目前的結果似乎皆大歡喜。作為犯罪后的表現，積極賠償得到被害人諒解成為量刑考量因素，沒有問題，但決定刑罰輕重的，是也只能是被告人所犯罪行。被告人積極賠償應予肯定，而公眾對“花錢買刑”甚至“花錢買命”的擔心，也并非杞人憂天。一旦“因為我有錢，所以我殺人可以不償命”的邏輯成為現實，法律的公平、正義基礎將被動搖。

如何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需要立法、司法機關認真研究。個人以為，將被告人賠償、被害人親屬諒解作為依據，命案應格外審慎。也許這樣，被害人親屬不能從被告人那里拿到錢，但其權益仍可以通過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等途徑實現。而法律背離了正義、公平，則無從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