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利”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制度紅利等都是其中的關鍵詞。30日上午，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的小組討論上，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談到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時，提到了當前另一個重大紅利——社會和諧紅利。

厲以寧

“中國的一切發展離不開社會和諧的大環境。”厲以寧說，我國各項制度建設誠然為社會和諧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社會和諧所要釋放的紅利根源上從哪里來？主要是靠文化。文化能最大程度上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方針的優越性，同時又通過社會和諧促進各項發展，因此當我們談制度自信時，其中首先包含著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要發展，離不開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既有經濟屬性又有社會屬性。厲以寧認為，即便有了市場和政府調節，仍需要道德力量在進一步調節中發揮作用，否則前兩者的調節都是沒有效率的。

如何理解？厲以寧一口氣舉了幾個例子。

“抗日戰爭時期，為什么全國人民能擰成一股繩，以忘我的犧牲精神一致對外？”

“當特大自然災害來臨時，為什么全國上下會掀起這么大的救災互助熱情？”

“闖關東、走西口，為什么能迅速在新的地域生存發展起來？”

厲以寧表示，這些超常規的行為和發展，已經不能用任何調節手段去解釋，而是人內在的道德力量的高效率運作的結果。

“任何發展總要追求效率，文化發展也不例外。效率有兩個基礎，一個是物質技術基礎，另一個是道德基礎。重要的是，僅有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超常規效率則來自道德基礎。”因此回歸到文化繁榮發展上，厲以寧提出，要特別重視道德力量在文化發展中的重要性，保持中國特有的文化自信，以文化促進社會和諧，進而釋放社會和諧的巨大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