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法》規定：沒有獲得公開募捐資格的個人和組織不得在網上公開募捐，民政部也公布首批13家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記者梳理發現，近兩年冒出數十個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確實能為部分求助者輕松快捷籌得“救命款”，但也因一些求助者身份信息、籌款目的、款項用途難以有效把關、跟蹤監控，頻頻引發公眾的信任危機。（9月1日《南方都市報》）

互聯網募捐平臺的涌現，大大降低了慈善募捐個人參與慈善的門檻，也提升了整個社會的慈善效率。但不可否認，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一項新生事物，網上募捐平臺的發展也呈現出“魚目混珠”的一面，如一些平臺難以駕馭對善款的跟蹤監控，導致被“鉆空子”，影響到慈善募捐的信任危機。這正是管理部門規范網上募捐平臺的初衷所在。

目前公布的13家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是經過專家委員會遴選出來的。需要厘清的一個誤解是，這并不意味著只有13家平臺能夠獲得公開募捐資格。民政部將根據慈善募捐服務供需狀況及社會各界反響，視情適時啟動后續批次的平臺遴選與指定工作。也就是說其它尚未獲得資質的的互聯網募捐平臺，仍可以通過申請來獲得資格。

通過資格認證的方式來為互聯網募捐平臺的質量把關，相當于為之設置了準入門檻。然而這種監管模式，一個很重要的疑問或缺陷就表現在，獲得資質是否意味著“只進不出”？遴選的標準在哪？退出的標準又在哪？而在獲得資質后，主管部門又該如何對之進行恰當的動態管理？這些問題不能厘清，難免留下公平之憂。

根據《慈善法》規定，慈善組織可以采取基金會、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組織形式，是以面向社會開展慈善活動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組織。但網絡募捐平臺并未被劃定“非營利性”屬性。換言之，并不排除未來會涌現出一些募捐平臺將對慈善信息發布收費。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網絡募捐平臺的監管，也自然需要建立與傳統慈善組織不同的監管體系。而從長遠看，隨著互聯網募捐的普及與社會慈善需求的擴大，網上募捐平臺的數量也將越來越多，若仍然延續的的是前置“審批”法，恐將影響到慈善發展的效率與慈善募捐平臺生態的發育。因此，對于網絡募捐平臺的管理，宜逐步發展到事中事后監管，比如對于網絡募捐的信息公開與操作規范制定硬性要求，對接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

新慈善法并未禁止個人募捐。個人因為家庭困難等原因，可以在朋友圈等社交平臺為自己發起募捐，這一點算是對公民“自救權”的回應與承認。但也有必要警惕可能出現的“打擦邊球”現象，特別是對于責任認定，應有相應的法律兜底。此外，對于一些如專門為個人患病求助信息發布而建立的平臺，到底是歸為慈善募捐平臺，還是個人求助信息的發布平臺，也需要有明確的界定。

規范網上募捐平臺的出發點，是為了保證募捐的公平、維護慈善的公信。但網上募捐平臺的興起，意味著整個慈善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慈善募捐的形式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對之的規范，必須在平衡慈善的公平與效率上做好加法。（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