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名社西泠印社自建社之初，即立“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這八個字指向兩個范疇：第一是“金石”，第二是“印學”。金石為其大端，西泠印社在最初的十年二十年之間，曾經多次主辦“金石家書畫展”，規模巨大。定位為“金石家”的書畫展覽，當然必定不是普通的書畫家展覽。而關于“金石家”的身份認定，本來應當是青銅器研究專家、古器物學家、古文字學家、古文辭學家、石刻碑版考訂研究家、古物目錄版本學家、古文物書畫鑒定家、古文獻學家、考古學家、古物收藏家……有他們這樣身份與修為的書畫作品，才是“金石家書畫展”的本義與主體。吾社第二任社長馬衡著有中國近代第一部金石學的奠基之作《中國金石學概要》，對“金石學”學術框架有過系統而周到的闡釋。早期的吳昌碩、丁輔之、王福庵以下，都善篆刻鐵筆，又都習慣以金石學中人自居，視篆刻藝術為金石學術，以篆刻家視為金石家。

鐘以敬書“西泠印社”及吳昌碩書辛酉社員題名石刻

金石篆刻本是一個融匯綜合的大范圍，但初創的西泠印社從一起步，就把“金石”與“印學”(篆刻)作為兩個“點”并列提出。這就是說，“金石”與“篆刻”是兩個既互相并行又可互相包容的領域。西泠印社在最初的宗旨確立時，即已確定了金石文化的大致模式。僅僅把它看作是篆刻一技，“以篆刻自囿”并據此來定義印社，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起步伊始，西泠印社就在國際化方面邁出了珍貴的一步。1904年籌備成立印社之初，就有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廬、長尾甲應吳昌碩邀參與活動，在孤山雅集中甚是活躍。據考證，第一篇《西泠印社記》文筆精妙，作為社史最重要文獻，竟是出自于日本社員河井荃廬之手。想明治以降日本雖鼓吹“脫亞入歐”，但在文化上，日本向來是以中國為師，西泠印社的第一篇《社記》竟由日本社員操觚執筆，謂為西泠群賢的胸襟博大，又得謂西泠印社建社之初在海外交流上早占先機，恐不為過。此外，本“保存金石”之本義，1921年秋西泠印社緊急發動社員義賣義捐，集60余名家之力，贖回將流失海外的“浙江第一石”《漢三老諱字忌日碑》并在孤山設“漢三老石室”庋藏之，更是百年西泠史上提倡金石文化最輝煌的一頁。

漢三老碑拓本

1923年9月1日，日本東京發生關東大地震，死傷慘重。以西泠印社為核心，聯合上海書畫諸社團在滬上發起募捐賑災義賣活動，有收藏印譜、對聯扇面、繪畫書法、拓片題跋……所得大筆款項，由王一亭等攜往東京，此一義舉在當時名震四海。一則表明藝人們慈悲為懷、藝術無國界;二則體現出了傳統精髓的“仁心”，不作狹隘的恩怨情仇而是不計前嫌扶困濟厄，足見大國風范，更可謂是中國書畫界也是西泠印社在海外交流中古來唯一的最重要記錄。

抗戰八年，苦撐待變;手無縛雞之力的西泠諸賢高風亮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西泠印社也迎來了振興的新時代，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日民間外交尤其是書法外交熱心互敬，方興未艾。日本民間書法界頻頻組織書法代表團訪問中國，因兩國并無國交，于是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為窗口，以在滬、京、杭、粵、蘇成立“書法篆刻研究會”來從容應對之。北京有中國書法研究社，上海有書法篆刻研究會，江蘇南京成立書法印章研究會，廣東有書法篆刻學社。唯有浙江杭州，不再新成立社團，而是以西泠印社這百年名社應對之。日本書法家代表團到訪杭州，西泠印社在孤山設雅集筆會，社中專家陸維釗、沙孟海、諸樂三、阮性山、韓登安等均潑墨揮毫、歡晤座談于觀樂樓題襟館，目前社史老照片中，即有現場陸維釗先生揮毫之特寫英姿，足為憑證。

陸維釗在西泠印社為日本書法代表團作書

至于1963年中國書法代表團訪日，受到熱烈歡迎，代表團中即有時任西泠印社副社長潘天壽，他回國后開始籌備開創中國高等書法教育，同年，浙江美術學院書法科成立，陸維釗任科主任;知吾西泠印社于當代大學開設書法專業，并通過海外交流，產生并提供珍貴契機，側面作用非淺。潘天壽先生若不是在西泠印社從馬一浮、張宗祥諸先生游，受到足夠的書法專業活動薰染;又以書法篆刻家訪日所觀所感;僅靠浙江美院的中國畫教學而視書法為輔助，未必會有此首次創辦書法專業教學機制的大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