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庭皆俊秀

今年4月14日，梁啟超九個子女中最小的兒子梁思禮與世長辭，享年91歲。梁啟超逝世時，梁思禮只有5歲。梁啟超特別疼愛他，稱“老白鼻”（老Baby）。梁思禮回憶父親時說：“我出生時父親已51歲，雖然他非常愛我，但我沒有機會能像我的大兄姐們那樣親身從父親那里獲得直接教導……有人曾問我：‘你從父親那里繼承下來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我回答：‘愛國。’‘愛國’也是我們全體兄弟姐妹們所繼承下來的寶貴遺產。我們九人中有七人在海外學習，個個學業優秀，但是我們沒有一個留在國外，個個都學成歸國，報效祖國。”

在《致孩子們書》中，不乏梁啟超告誡子女認真讀書、學成報效祖國的話語，可謂情深意長，但沒有鼓勵孩子讀名校，去升官發財，也沒有強迫孩子去學所謂的熱門專業。如1927年8月29日信中，梁啟超叮囑女兒思莊學成后早日歸國，“可以做爹爹一個大幫手，我將來許多著作，還要請你做顧問哩”。此時思莊正在國外攻讀生物學，一年預科讀完，升二年級，梁啟超非常高興，因為此前“你們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學自然科學，很是我們家里的憾事”，“中國女子還沒有人學這門……這門學問與一切人文科學有密切關系”。梁啟超多么期盼幾年后女兒學成歸國，與女兒共同探討、研究學問。

梁啟超的九個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長，被譽為“一門三院士，滿庭皆俊秀”，其中梁思成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永、梁思禮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啟超在世最后三年的家書

梁啟超的家書，是充滿愛國愛家的家書。在家書中可以看到他對祖國的愛，也可以看到他對孩子們的愛。只有祖國強大，孩子們才能更加茁壯地成長，他的著書立說，正是為了救中國。

梁啟超信札的一個亮點是讓讀者了解到：梁啟超在世的最后三年，不顧重病纏身、黨派糾纏，夜以繼日地工作。《致孩子們書》中，處處流露出梁啟超愛國救國的心聲，他說：“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間內把我全部的主張堂堂正正著出一兩部書來。”梁啟超深知“開民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以著書立說、授課演說的一貫做法救中國。

摧殘梁啟超身心最直接、最嚴重的，當屬北京協和醫院對腎病的誤診。在1926年9月14日《致孩子們書》中，梁啟超說：“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并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伍連德醫學博士對梁啟超“下很嚴重的警告”，他說：“割掉一個腎，情節很是重大，必須俟左腎慢慢生長，長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腎的權能，才算復原。”他還下了戒令：“節勞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從前一半。”這次意外的誤診和醫療事故，給身體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但無論病情多嚴重，忠告多嚴厲，對于真正的工作狂來說，若無其事。在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每每隱瞞身體每況愈下的實情，總以報喜不報憂的言辭來安慰兒女們。他說：“大抵我這個人太閑也是不行，現在每日有相當的工作，我越發精神煥發了。”

腎部手術滿一年后，梁啟超去協和醫院住院“切實檢查一番”。在1927年4月2日致梁思順信說：“據稱腎的功能已完全回復，其他各部分都很好……他們說惟一的藥，只有節勞，此亦老生常談。”梁啟超不遵醫囑，舊疾復發，且益厲害，幾天后在信中道出苦衷：“我近來舊病發得頗厲害……本來近日未免過勞……在學校總是不能節勞的。”梁啟超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還是清楚的，6月14日信中說：“你爹爹已經是上年紀的人，這幾年來，國憂家難，重重疊疊，自己身體也不如前。”

1927冬季，夜以繼日地伏案寫作，使梁啟超身體受到極大傷害。11月14日致梁啟勛函說：“日來舊恙微發，大抵因連作兩文《〈王靜安紀念號〉序》、《張子武〈墨經通解〉序》之故。”12月12日，再次證實醫生所說過勞的危害：“我的病本來已經全愈了二十多天，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幾篇文章，實是萬不能不做的，但不應該接連著做罷了。又漸漸有復發的形勢。如此甚屬討厭，若完全叫我過‘老太爺的生活’，我豈不成了廢人嗎？我精神上實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次日，給梁思順的信說：“我的體氣底子本來極強，這點小病算什么。況且我已經絕對采用你們的勸告，把養病當一件大事了，你們還有什么不放心呢？”又告訴女兒：“近來著述之興大動，今晚本又想執筆，被王姨搗亂干涉。”看似挺矛盾的信前信后，實際不矛盾，梁啟超“養病”只是說說而已，著書立說才是首要。病情無情地加重，梁啟超并沒預感到所剩余的時光不多，他還勸在加拿大的女兒不要急著回國探親。

瞞得過別人卻瞞不過自己。12月17日致梁啟勛函說：“一昨又小小發燒，靜眠廿余小時乃愈。老態漸露，動輒有小病，殊可厭也。”12月30日再函：“吾數日來舊恙又劇發。”

在國外或身邊的子女無不規勸父親以養身為重，工作的事可緩就緩。梁思成事后說：“家人苦諫節勞，然以學問欲太強，不聽也。”

自1928年起，梁啟超身體每況愈下，發病不斷。

4月初，在給梁思永的信中寫道，“頭暈接連兩日，嘔吐只一次，今日已全愈了。原因是在四五日前，精神太好，著述興味太濃，一時忘了形，接連兩晚破戒，晚上也做些工作，以致睡不著，而早上又已起早慣了，因此睡眠不足，胃的消化力便弱起來。頭暈全是胃的關系。”

6月中旬，還是因過勞，萬般無奈之下，梁啟超不得不辭去清華研究院和北平圖書館的工作。在5月8日給梁思順的信中述說心中的極不情愿，想繼續撐著。“我清華事到底不能擺脫，我覺得日來體子已漸復元，雖不能擺脫，亦無妨，因為我極舍不得清華研究院。”

辭去北平圖書館館長職務，他還繼續操勞《中國圖書大辭典》的編纂，8月22日在給梁思順的信中說：“這件事我本來做得津津有味，但近來廷燦屢次力諫我，說我拖著一件有責任的職業，常常工作過度，于養病不相宜。”此時的疾病已相當嚴重了，“一個不提防，卻會大發。一次發起來雖無妨礙，但經兩三天的苦痛，元氣總不免損傷”，所以“已決意容納廷燦的忠告，連這一點首尾，也斬釘截鐵的辭掉”。

1929年1月2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57歲。梁啟超在世的最后三年，雖已重病纏身，又備受工作、黨派糾纏，但他仍以自己一貫的做法——著書立說、授課演說救中國。

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

《梁啟超家書》一書的第二部分是“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中的梁啟超函札。南長街54號，是梁啟超、梁啟勛兄弟在北京的故居，梁啟超經常往返于京津之間，南長街54號便是梁啟超著述、會客、休息的地方，也遺留下一批書籍、手稿和信札等物件。由梁啟勛及其后人珍藏，塵封近百年，經整理后，公布于世。

2012年10月24日至26日，清華大學主辦“梁啟超與現代中國”研討會，湯志鈞（曾任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編者注）作了題為《關于梁啟超遺著》的學術報告，并為新公開的“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作鑒定。

湯志鈞在研討會上說：“今天有幸看到‘南長街54號’里面收藏的東西，感到非常重要。梁啟超一生留下來的東西很多，現在看到的珍藏材料就非常珍貴。”

“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中有梁啟超信札241通，許多信札是首次披露的。湯志鈞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序》中說：“《檔案》搜錄了大量手札，其中很多是寫給他的弟弟梁啟勛的。梁啟勛追隨兄長歷時甚久，從書信中不但可以考察梁氏行蹤、交誼，還可看到他在晚清、民初‘家事、黨事、國事無不令人氣盡’的感受。”新發現的梁啟超信札，為即將出版的《梁啟超全集》增添了新內容，為學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

（本文選自湯志鈞、湯仁澤編注的《梁啟超家書：南長街54號梁氏函札》一書，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于201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