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得久了，應該回家。即便回不了家，心也要回去。　很多歷史上燦爛文明的城市有大量文化積淀，但實物印證稀見。敦煌，卻不同。

1900年，道士王圓箓無意中發現藏經洞，塵封的6萬卷敦煌文物問世，以珍貴實物印證著敦煌曾經的文化輝煌，也讓敦煌再次成為世界焦點。

痛苦流失，敦煌文物“身首異處”

“綜合世界各地大的收藏單位情況，如果考慮到印度等國尚未完全統計到的收藏品數量的話，藏經洞出土敦煌文物總數在6萬件以上。”敦煌研究院敦煌學信息中心主任張元林告訴記者，這個數字雖不完全準確，但基本上反映了藏經洞文物的出土總量。而對于藏經洞出土文物的稱呼，國際學術界也并不完全統一。相較而言，稱為“敦煌文物”（包括文獻和非文獻兩類）涵蓋比較全面和準確，其中文獻部分則有兼顧其“敦煌遺留下來的這個歷史性”稱作“敦煌遺書”的，也有從學科角度出發稱作“敦煌文書”的，也有契合專家習慣稱作“敦煌寫卷”的；非文獻類即非文書部分，則包括絹畫、紙本畫、麻布畫以及彩塑、木刻、壁畫殘塊等等。“據粗略統計，目前已知英、法、俄、印等國收藏的敦煌藏經洞出土的非文獻類文物當在2000件以上。”

敦煌遺書約5萬多件，包括4~11世紀間800年的古代文獻。其中有紀年者近千件，最早的為406年（西涼建初二年），最晚的為1002年（宋咸平五年），大部分漢文寫本寫于中唐至宋初。其中，漢文文書除95%以上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獻外，其余為經、史、子、集、官私檔案、醫藥天文等。此外，還有上萬卷吐蕃、回鶻、粟特、于闐、龜茲、突厥、梵文等多種文字寫本，是研究這些民族歷史的珍貴資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學研究價值。

這些文獻按內容來分，則包括了地理、歷史、政治、貿易、哲學、宗教、軍事、民族、民俗、體育、水利、語言文字、翻譯、數學、曲藝、占卜等反映中古社會各個方面的內容，是研究中古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特別是數百件科技史文獻更是敦煌遺書中的珍品，其中與醫藥學有關的近百件，有醫療方面的1000多個，天文歷法方面的40多件，數學方面的約20件，水利、農業、化學等方面都有。

這些珍貴的文獻文物，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史乃至世界文明史，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因此，藏經洞的發現被譽為上世紀初中國學術界的四大發現之一。

可惜，敦煌藏經洞的意外發現，也是一把雙刃劍。1900年藏經洞被發現后，這些寶藏的災難也便降臨了。

自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帶著中國翻譯蔣孝琬，跑到敦煌千方百計誘騙王圓箓，用500兩銀子，帶走1萬余件稀世珍寶（其中一部分留在印度，一部分運抵英國倫敦。其中就有印刷史上極為罕見的瑰寶、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剛經》）之后，各國探險家紛紛來到敦煌，將大批敦煌文物珍品“瓜分”捆載而去，讓珍貴文物在重見天日沒多久就遭遇了“身首分離”的劇痛。

時光匆匆，這些珍貴的敦煌遺書今又安在？

“大致是國內1/3，英國1/3，印、法、俄1/3。”張元林告訴記者，據不完全統計，大的收藏單位中，分別為英國藏1.3萬件，俄羅斯1萬多件，印度估計也在1萬件左右，法國藏6000多件，中國藏約1.6萬件，“所幸這些流散國外的文物基本都保存下來了。從目前來看，國內外各個收藏單位也都在用心保存和管理這些敦煌文物。”

比如，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文獻不僅有一個“恒溫恒濕”的保管環境，而且管理和使用上也是非常嚴格，有專門人員進行保存、修復；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文獻，每次只能取5件，而且閱覽桌上只能使用鉛筆。而國內各個機構收藏的敦煌文獻的保管條件也在不斷改善。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對所藏敦煌文獻的保存、修復和編目一直十分重視，將它作為善本部的“四大鎮庫之寶”。進入21世紀，在國家大力支持下，也修建了專門的庫房，制作專柜、專盒，使館藏敦煌遺書的保管條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為了精心呵護，還規定讀者在調閱時必須戴手套。

齊力拯救，奇珍異寶“魂歸故里”

藏經洞文物重見天日即慘遭浩劫，令國人扼腕痛心。如何讓流失文物回歸故土，從此成了國人心中的一個夢想。

所幸，再紛亂的年代，總還有一些清醒的人。從敦煌文物流失海外伊始，我國學者就一直為文物回歸而努力。

1909年，伯希和隨身攜帶一些敦煌經卷來到北京，向一些中國學者炫耀，令中國學者震驚不已。著名學者羅振玉得知敦煌藏經洞還有剩余寫卷時，提請學部將敦煌經卷收歸國有，使敦煌文物不再大量流散。

此后，先有王國維、羅振玉、蔣斧等學者，編輯出版了《鳴沙石室藝術》《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零拾》等書，后有劉復、胡適等一些游學歐洲的學者懷著滿腔的愛國赤誠，通過各種途徑，將斯坦因、伯希和等劫走的敦煌遺書抄寫或翻拍下來，再帶回國內進行研究。

1934年，北京圖書館還特派王重民、向達分別到巴黎、倫敦將敦煌卷子拍成照片帶回國內。他們在歐洲廢寢忘食工作，帶回了大量的敦煌資料。向達抄錄資料達200多萬字；王重民還編成了《巴黎敦煌殘卷敘錄》二卷。此時，古漢語專家姜亮夫也自費到英、法等地，抄回不少敦煌文獻，后編成《瀛涯敦煌韻集》等書。

胡適、鄭振鐸、傅蕓子、孫凱、陳垣等一批大師級的敦煌學學者，更是開拓了中國敦煌學的許多研究領域，為我國敦煌學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段文杰在《敦煌學回歸故里》一文中說：“敦煌學是當今世界上一門顯學，研究的對象，概況地講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遺書和敦煌史地（實即絲路史地）三大領域。”這是敦煌學的根。但在20世紀的很長時期，因復雜的社會因素，我國的敦煌學研究發展比較緩慢，國際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

這極大地刺痛了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心，成為他們發憤圖強的動力。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以季羨林、段文杰等為代表的學者帶動下，我國研究人員奮起直追，在文獻資料不易獲得的困難條件下，仍然取得輝煌成果，先后涌現了《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敦煌學》等許多敦煌學刊物，并舉行了5次國際性學術討論會。特別是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在敦煌莫高窟的召開，意味著80年前出走的敦煌學已經回歸故里。此后，中國學者辛勤努力，再接再厲，使敦煌學在中國取得了歷史性的發展和成就，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被動局面，現在國際學術界已經公認中國是敦煌學研究的中心。

“在上世紀前期，‘敦煌學’的發展是一個由外而內的過程。”張元林說，嚴格來講，“敦煌學”作為一門學科，應當包括對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的研究兩個方面。從這個角度看，敦煌學興起在國外比國內要更早、規模要更大。雖然，斯坦因、伯希和、奧登堡等人拿走敦煌文物毫無疑問是對中國文化遺產的掠奪，但從文化的角度講，“他們在推動西方了解中國文化，尤其是在早期推動敦煌文化走向世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從學術研究的趨向上看，敦煌文物的外流還導致一個有深遠影響的現象。因為敦煌，西方世界和學術界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認知，從原來只停留在完全與西方有別的儒家文化引領下的“獨立的中央帝國”，開始向不斷吸納、兼容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中國”的轉變；與此同時，中國學者則以石室藏書為引子，從中國對傳統文化和傳世文獻、金石的研究，進一步向西北歷史、地理、民族、文化的更廣視野拓展，并開始初步探究中國古代文明與印度、波斯、希臘等域外文化的交流與聯系。

“敦煌藝術，是外來文化特別是印度佛教文化種子，在中國漢晉以來傳統文化和藝術的土壤上結出的一顆豐碩的果實。這是段文杰先生等前輩學者對敦煌藝術屬性的精辟總結。”張元林告訴記者，盡管敦煌曾一度有過“國人傷心史”，但中國的學者從未放棄自己的“陣地”，通過學術研究等方式堅持不懈地開展工作，就是希望即便實物回不來，也要讓敦煌文物體現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它所具有的世界意義“魂歸故里”。

身在流浪，心已先歸。這，或許是敦煌文物在特定時代最好的“回歸方式”。

虛擬回歸，換種方式“團圓合體”

敦煌千佛洞石室遺書，目前散存于英、法、俄、印、美、日等30多個國家。這些寶貝有沒有“珠聯璧合”的一天，尚不得而知。

但，希望永在。努力，也從未停歇。

新中國成立之前，許多學者遠涉重洋赴英、法等國，以抄錄、翻拍形式，讓敦煌文物回歸故土，但與數以萬計的流失總量相比，畢竟只是九牛一毛；后來，借助攝制成微縮膠卷和圖錄出版拓寬了回歸之路，但難于共享。

1994年，為促進散藏于世界各地藏經洞文物的綜合利用，由英國國家圖書館發起的國際性協作項目——國際敦煌項目（IDP）正式啟動，目標是“使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其他考古遺址出土的寫本、繪畫、紡織品以及藝術品的信息與圖像能在互聯網上免費、自由地獲取，并通過教育與研究項目鼓勵使用者利用這些資源。”

“敦煌研究院與IDP的合作早在2003年就已起步。現在，敦煌研究院也是IDP的數據基站。”張元林告訴記者，20多年來，IDP的工作極大地推動了敦煌文獻與文物的保護與共享，并在多國建立了IDP中心。如今，英、法、俄、德、日等10余個國家的敦煌文物收藏單位都加盟國際敦煌項目，成為IDP的多文種網站與數據庫的主辦者和資料提供者。

作為敦煌文物的故鄉，敦煌研究院在與IDP積極合作的同時，近20年來一直致力于敦煌文物的數字化建設和虛擬回歸。

2012年，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所長馬德為首席專家組織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遺書數據庫建設”獲批立項，這是國內基于敦煌文獻所資助的最高級別的數字化項目。

三年后的2015年8月，敦煌研究院完成550余件敦煌遺書的“數字化”；同時，與國外收藏機構陸續商談，率先獲得法國逾400G的敦煌遺書數字資料，為有計劃地進行流散于國內外敦煌遺書的數字化整理和更多敦煌文物的數字回歸“開了個好頭”。

無論何人，身處何地，登錄IDP網站（http://idp.nlc.cn），即可搜索查看已經上傳至IDP的“敦煌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敦煌研究院和美國梅隆基金會的合作研究，梅隆基金會將在《敦煌電子檔案》中融入世界各地珍藏的莫高窟藏經洞文物資料，其目標是“虛擬地、重新將曾經是敦煌的、而現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大量書畫、文書、經卷與敦煌壁畫聯系在一起”，實現“將那些難以訪問和在很多情況下根本無法訪問的內容可以被訪問”的目標。

“現在是數字化、全球化的時代，和王道士所處那個年代已完全不同，只有加強數字化的國際合作才能彰顯其活力。”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表示，敦煌文化是全人類文明的結晶，“人類的敦煌”僅靠一家單位是永遠研究不完的，我們既不能關起門來搞學術，也不能把它藏在硬盤或是陳列館里，而是要通過現代數字化手段與全球共享，更深入全面地保護研究。當然，IDP是機構之間的自愿合作，期望不久的將來能上升到政府主導的“國際行動”，再通過持之以恒地努力，“那么，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總有一天會通過數字化的方式陸續‘回歸’的”。

古時，因“人心相通”鑄就了“人類的敦煌”；現代，同樣因“人心相通”，分散存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正通過“數字化”從四面八方匯聚向一個平臺，朝著“團圓合體”的夢想奮力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