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國家利益，很多地下工作者，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同樣嚴格遵守組織紀律，仍舊保守組織和個人工作身份和秘密，不表功勞，甚至在“文革”中遭冷遇受迫害也絕無怨言。

先父李苦禪就是其中一位。

李苦禪與兒子李燕在畫室

1938年抗戰時期的李苦禪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李苦禪是中國美術史上一位承前啟后的藝術大師，但很少人知道，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是一名八路軍地下工作者，不僅為抗日傳遞情報，親身參與抗戰，還在日寇的監獄中扛酷刑，痛罵日本侵略者……

憤離杭州返回北平

九一八事變后，日寇侵占我東北三省，全國愛國學生開始展開各種形式的愛國、救國的革命活動，李苦禪教授總是站在杭州國立藝專的愛國學生一邊。因此，被學生們私下里稱為“赤色教授”。如有相聚開會，則互相通知“今晚到李老師那里喝茶”。

著名版畫家力群（當時名叫郝麗春），當時與一些左翼同學籌劃成立“木鈴木刻社”即選擇在李苦禪的課堂內。李苦禪近窗佯作講課狀，卻關上教室的門，掩護學生們，秘密宣告“木鈴木刻社”的正式成立、行動計劃和木刻社的成員。

1934年，李苦禪終因以教授身份屢次支持、掩護愛國學生們的革命活動，被校方停聘。當時發生了張仃在去凌子風家的路上，被憲兵抓住，押送南京后又改押蘇州反省院的事件。李苦禪知道后直奔南京，托人打聽行蹤后又追至蘇州，以名畫家名教授的身份與反省院交涉說：“他們是我的學生”。并托關系了解到逮捕他二人的“底”，決定簽字作保。此事驚動了杭州藝專校長的一位“秘書”，隨即辭退了李苦禪。

回到北平后，李苦禪開始在北平北華美專任教。黃奇南、張啟仁當時均曾在北平的北華美專學習。由此他與學生張啟仁、黃奇南建立起特殊的長達一生的相互絕對信任的關系。

1935年日寇調集大批軍隊入關，威脅平津。漢奸王揖唐等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實為代表日本將華北變相“自治”的機構。

1935年12月8日，張啟仁將前一天由燕京大學召集的各校代表會的決定——到東長安街的外交大樓，即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去示威游行的信息，告知了王森然和李苦禪等教師。他們熱情激奮，表示堅決參加到學生們的游行洪流之中，這就是載入史冊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

清晨，寒風刺骨，是北平入冬后最冷的一天。張啟仁、黃奇南和他們的老師王森然、李苦禪肩并肩手挽手，帶領大家高呼口號“反對華北自治”“收復東北失地”“反對內戰，一致抗日”“打倒帝國主義走狗”……口號聲、愛國歌曲聲震撼天地。

在行進到東長安街時，軍警用高壓水龍頭噴射游行隊伍，但大家沒有被冰冷的水柱和警棍驅散，反而對軍警們展開了強大的攻勢。

1936年2月，張啟仁由共產黨員侯維煜介紹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擔任交通員。他把組織的一些活動也告知王森然和李苦禪先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平津淪陷投身抗戰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盧溝橋事變，平津相繼淪陷。日寇隨即籌建日偽政府，著意拉攏各界知名人士進入日偽單位，撐門面。時年38歲的李苦禪說：“我是個畫畫的教書匠，從來不會做官，還是另請高明吧！”不但謝絕任職之請，連北華美專和北平美術學院的教職也辭去了，因為學校已被日本人接管。

在淪陷的北平，他成了純粹的“自由職業者”。他住在西城柳樹井胡同2號小院凌家，以賣畫為生；有時候也暫住前門外的關圣帝廟，與一些戲迷朋友們相聚在“忠義千秋”的金匾之下，高唱“想起了，朝中事，牙根咬碎……”那是劉派的唱腔，高亢悲切，共抒國破家亡的哀情憤志！

報國有門，緣分就在身邊。學生黃奇南成為李苦禪與抗日連接的重要人物。

其實，黃奇南與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黃長老”是同宗鄉親，稱其為“伯父”。這位“黃長老”本名黃浩，他的真正身份是八路軍冀中軍區“平津特派員主任”。黃奇南即是“黃浩情報組”的成員，負責與根據地派來的交通員接頭與傳遞信息。

黃奇南是這樣回憶的：

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學校還未開課，我還常到老師家看望，這時在他家里，來了一位素不相識的人叫作袁祥峰，他原在蔡廷鍇的19路軍當炮兵，后來又轉到29路軍宋哲元部隊。北平淪陷時，他未及跟上部隊南下，通過關系找到了李老師。因為李老師平素就喜助人為樂，這時更是出于愛國大義，冒著“窩藏抗日軍人就要處刑”的危險，掩護著袁祥峰在他家中住下來，

我到李老師家時，詢問那位抗日軍人袁祥峰，今后要到哪去，他表示要繼續抗日，就動員他去參加八路軍。不久經我伯父黃浩同志的聯系之后，就送他到冀東參加了八路軍（抗日勝利后，他曾在阜新鐵路局擔任領導）。之后李老師知道我和八路軍有關系，就要求我介紹和我伯父黃浩同志認識，說他也要到八路軍那里去。我們當時地下工作都是極為保密的，就在北海公園九龍壁后頭，我在外邊放哨，他們在后邊密談，邊假裝散步游玩。這次約好我伯父和李老師第一次會面，我伯父告訴李老師，說李老師有社會地位，是搞地下工作最好的護身符，不必到邊區那里去，李老師同意了這個意見，當即表示了要參加革命，做地下工作，我伯父給他的任務是調查日偽漢奸的活動，自此以后我伯父派了另一位同志經常和李老師聯系，伯父并把住在簸羅倉的地址告訴他，李老師以后曾經把了解到敵人的武器倉庫等敵人的情況向我伯父匯報，積極從事地下工作。

在1993年苦禪老人仙逝十周年紀念之際，黃浩同志的女兒黃酈曾寫了《抗戰歲月的苦禪大師》一文，節錄如下：

李苦禪欣然接受黨的任務，不顧個人和家庭的安危，留在敵占區的北平，積極開展工作，及時通過交通員向組織匯報所搜集的有關敵偽情報和他所做的工作。后來他時常直接來到新街口簸羅倉六號黃浩同志家，匯報交談，并閱讀有關黨的文件（內容是當前形勢和政策等），更增強了革命必勝的信心。

下面的資料則源于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宣傳處：

當年李苦禪居住的北平柳樹井胡同2號，即曾是北平地下黨的聯絡點?？喽U先生參加抗日地下工作后，他居住的柳樹井2號就成為“黃浩情報組”的聯絡點。

柳樹井2號院子很小，小院門朝南開，南屋三間不大，很簡陋，其中的一間半是他作畫、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交通員、奔赴根據地的青年學生、外國友人等常在這兒藏身、中轉，然后轉移到根據地，奔赴抗戰前線。至于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從不打聽，也記不住都是什么人，因為他明白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有時候趕上苦禪先生手頭緊巴，為了給過路的同志湊盤纏，他就到當鋪賣了自己的衣物換錢。還有的時候，他到曉市地攤買回些舊衣服，給同志們化裝。他根據同志們的口音，換上相應的衣服，再巧用筆墨，一番裝扮后年輕人成了老頭，讀書人成了莊稼漢，教書先生變成小商販，常常弄得被化裝的同志對著鏡子都認不出自己來。

苦禪先生一家節衣縮食，卻千方百計讓路過柳樹井的地工人員吃飽飯。有時家里的糧食吃光了，他就去粥棚賒粥，一旦賒不來粥，全家就要挨餓?？喽U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曾感慨地對子女們說：“那時候講‘愛國’一詞，真是沉甸甸呀！抗日愛國就意味著隨時準備挨餓、流血、殺頭?！?/p>

掩護同志積極工作

黃奇南在文中提到的袁祥峰是怎樣和苦禪先生認識的？在1995年10月4日袁祥峰來信中是這樣寫的：

我在八路軍385旅時，組織上問我：“利用社會關系能不能打入敵人內部去？”我說：“可以吧，想想嘛!”后來就回到北平?；貋砗笪揖透喽U說，組織上給我的任務是怎么回事，他說“行吧!”苦禪千方百計想辦法給我弄了戶口，那時叫“良民證”。搞到“良民證”又通過關系給徐州治安總司令部的司令王之青寫的信。介紹我到了徐州，到了王之青那兒，他就派我到第二縱隊總部當少尉副官。（注：至今尚未了解到王之青當年的身份與其他情況。）

我現在到了徐州來了，怎么開展工作呢？這事兒(地下工作)掛不上不行啊!后來為工作設計，我就給北平李苦禪發信，我叫苦禪給我發電報，就說我母親死啦!讓我來北平辦喪事。他來了電報，我請的假回到北平，我從北平又到的太行。打入敵人內部這第一步算是做到了。

后來怎么辦呢？我必須得經常來回跑，找理由又編了瞎話兒，信中說有事讓我說是上北平，哪兒是啊？我上了新四軍了!到了張家圍子。誰接待我呢？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彭雪楓在酒席宴上宣布：“我代表新四軍黨委接待你，你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敵人心臟一樣?！卑?由于苦禪跟我在那時配合得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暴露苦禪哪!那時候就是抗敵嘛，愛國主義嘛!犧牲不是問題!

苦禪仍留在北平，他給黨做了一些有益的情報工作，所以使我們黨在地下做工作很順利。這個環境下苦禪是很艱苦的，也是很危險的啊!

在錄制《愛國藝術家苦禪大師》期間，袁祥峰來京，欣然接受了電視采訪，我也有較多機會向他問及當年地下抗戰的事情，雖屬片斷，也覺得挺有歷史價值。袁祥峰老人提到在北平淪陷時期，他不可能總躲在李苦禪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樹井胡同2號，那樣反而令人生疑，也不能展開工作。

他經常外出，回來時，如看到門關著，就是“家里沒人，不必叩門”。如門開著，迎門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掃帚，就是“有可疑情況，不可進門”，于是匆匆走過去。如果開著門，沒有掃帚，就是“沒事，可以進來”。這是他與我父親當年約定的暗號之一。

身陷囹圄堅貞不屈

魏隱儒先生是李苦禪先生的弟子，很早就追隨他學畫。魏先生長期在中國書店工作，是著名的版本專家。他于1989年在海外《中外雜志》三月號第45卷第三期發表了文章《熱愛祖國慷慨好義》，提到了父親的被捕經過：

1939年5月14日黎明飛來橫禍，這天我恰留在先生家。一身著中國黑大褂的日本憲兵，越房入院，踹開屋門，不問青紅皂白，搜身后將我師生用一副鐐銬綁架上了卡車，作為八路軍重要案犯，關押在沙灘北大紅樓底層憲兵隊牢獄中。

師生備受酷刑，棍打、鞭抽、灌水、壓杠、火燎，刑訊逼供，罪名是“勾結八路軍”。抽得我皮內出血，昏迷過去。先生是個硬漢子，面對敵人破口大罵，堅貞不屈，用盡了各種刑具，也未逼出任何口供，因案情重大，硬是判成死刑。但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最后刑訊壓杠子時鐵鏈折斷，據說他們迷信，從此不再用刑，改用交朋友方式，想放長線釣大魚。先生和我都經住了這種嚴峻的考驗，發揚了民族氣節。日寇考慮到先生的社會影響，又查無實據，于是無條件地將我們先后釋放。

著名電影藝術家凌子風曾與李苦禪一起生活，他說：“日本人把他抓起來，抓起來以后，受了很多罪，灌辣椒水，打呀!幾乎要了他命呀!”

凌靖(高級工程師——凌子風五弟)回憶說：“當年我們一看他渾身打得都腫了，浮腫了，身上這兒紫一塊那兒青一塊，那兒流著血，反正是打得相當厲害……那時候什么樣罪都受過了，往指甲心兒里面插竹簽兒，那是很疼的，再有就是灌涼水，往鼻子里灌辣椒水，昏過去，死過去多少次，潑涼水激醒了之后，再審問。至于打，那就是家常便飯?！?/p>

凌子風說：“他就堅持不給日本人干事情，不給日本人畫畫。一直到日本投降，生活很苦，但他是個硬漢子，這個人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是了不起的藝術家?！?/p>

至今，我們還保留著一段苦禪老人的錄音：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我就到廟里去住，日本事情我不做。我這個地下工作只是個人義氣，是革命的義氣。日本人夜里就逮我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了。在哪兒呢？在沙灘兒紅樓，50多年前我在那里上過課，文學課，文科大樓，下邊是地下監獄，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壓杠子壓了一次，壓杠子，都死了，澆涼水，通身很涼，一潑水就緩過來了。

那里每天8點鐘上堂，下午是1點鐘上堂。他們要槍斃的人，禮拜六就提出來到別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上村)問我：“苦禪先生，今天禮拜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說：“上村!你們殺人的法子不是四個嗎？一狗吃，二槍沖，三活埋，第四是砍頭，你盡管用吧!我不怕這個!”

賣畫酬資援助抗日

苦禪老人晚年提及當年的艱苦，曾說過“共產黨是最窮的黨，什么工作經費也沒有啊！全要靠自己想辦法去籌集呀！我沒別的本事弄錢，只有靠賣畫掙錢籌集呀！”

1938年1月，一位叫郝冠英的女生來到李苦禪的小南屋，對他說，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李又常（又名李續剛）交給她一項緊迫的任務，就是春節前護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可是缺少路費，必須在5天內籌集2000元現款。要知道，當時4元錢可以買一袋面粉，2000元可不是個小數目。

李苦禪一聽，就笑著說：“你可來巧了。我在天津辦的畫展賣了2000多塊錢，昨天我的學生魏隱儒才送來，你拿去吧！”郝冠英接過錢，感激地說：“二哥，我代表去延安的同志謝謝你。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貢獻。”

其實，李苦禪自己也記不清為地下黨組織籌集過多少次經費。1939年隆冬，寒風凜冽，李苦禪身著單薄的長袍，攜長子李杭來到天津法租界濱江道永安飯店，舉辦“李苦禪畫展”。一時間永安飯店門庭若市，還沒正式開展，展出的60%畫作就都有了主兒。7天的畫展結束后，李苦禪立即讓“黃浩情報組”成員把錢取走，給地下組織當經費。為了御寒，父子倆只買了頂帽子、一條圍脖兒，兩手空空地返回了北平家中。

轉年夏天，李苦禪又攜長子李杭來到天津賣畫。10天內所有字畫被搶購一空。李苦禪父子守著賣畫巨款，分文未動，又以同樣的方式迅速把錢交給前來取款的“黃浩情報組”成員。幾次來津獻藝賣畫，使李苦禪名冠津城，但無人知曉賣畫巨款的真實去向。

苦禪老人曾奔走多處辦展賣畫，難以盡述，因為實在難以一一找到歷史紀錄。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九三學社冀勤女士提供一篇寶貴的回憶文章中記錄道：

李苦禪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畫家，有關他的傳記和紀念文章已經不少，似乎都沒有提到1942年4月2日至4日在濟南普利門外青年會舉辦過的那次畫展。

那次畫展展出的作品，按編號、品名分列，計有群鳩、枯木蒼鷹、芙蓉小鳥、白梅喜聲、松鷹、鐵樹荔枝、蝶戀花等，共64幅。

每幅均有標價，其中最貴的一幅是《松鵲》，300元；最便宜的兩幅是《墨竹》、《美意菊華》，均為70元；可能都是當時使用的聯合幣。

家父冀蔚懷先生當時是苦禪先生的摯友，為了這次畫展，曾代替周子寅氏寫了一篇《贈苦禪》，印在畫展目錄的背面，贈給每一位參觀者。文中說：“李苦禪先生是當代畫壇上的一大權威，他的地位非只幾個學者名流鼓吹起來的，真是以其個人深沉的智慧與有力的筆創造出來的。”（原載于1990年2月9日《人民日報》）

李苦禪先生的愛國情懷和大義凜然的行為作風深深地影響著他的學生們，在1980年4月的一天，李苦禪忽然收到了一封當年由他親自送往抗日邊區的“小姑娘”的來信：

苦禪老師：您好！恐怕您不記得我了，我這樣稱呼您，是因為曾得到過您的幫助。倒回去40多年，大約是1938年夏天，一個窮學生念不起書，想找革命出路。那時還是一個小姑娘(傅先芳)，曾得到過您的經濟援助。在臨去解放區的頭幾天，您還為我們餞行，請我們吃了火鍋。當時有余鑫元、文敬之，不知您還能記起來嗎？參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隊文工團當演員。解放后，我一直在東北工作，我今天58歲了。前幾天在電視里見您老，仍老當益壯，正揮毫作畫，我不禁感慨萬千。

歷史公平不忘故人

在新中國成立后，李苦禪再也沒見過黃浩同志，可能有緣，“文革”后期黃浩同志的女兒黃酈與我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溝大院。

在李苦禪去世后，她說：“是我父親發展了李苦禪先生參加了地下抗戰工作———是那時期父親黃浩在文藝界知名人士中發展的唯一地工人員。”她又指著樓門前草地上擺放的一塊石刻橫匾“趣園·天涯怪客”說，這是黃浩同志親筆寫的，刻好之后鑲在百花深處胡同，以便前來接頭的同志辨識。在“舊城改造”中此處被拆，她便把這塊革命文物運到了南沙溝大院，至今仍露天置于草地上，經風沐雨。

2011年7月22日《北京晚報》第一次披露《百花深處》：“緣起：百花深處，不光有面容安詳的老人，還有勇赴國難的征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平西情報組系統的黃浩地工組就活躍在百花深處?！笔状慰橇它S浩、王佩芝夫婦的合影，還配有文字“在胡同深處，黃浩地工組成員李慶豐和家人秘密為八路軍制作急救包”。而透露的主要功績僅是如標題所刊《白求恩開藥單地下黨四處找藥》。

2013年第九期《百年潮》發表文章《李苦禪一段鮮為人知的革命經歷》，首次披露了：“李苦禪既是一位寫意畫大師，也是一位愛國人士，他的地下革命生涯故事至今鮮為人知。……經過黃騏良介紹……李苦禪接受了黃浩的建議，從此成為‘黃浩情報組’的一名成員……他居住的柳樹井2號就成了‘黃浩情報組’的聯絡站……交通員、奔赴根據地的青年學生、外國友人等，常在這兒藏身，中轉，然后轉移到根據地，奔赴抗戰前線，至于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從不打聽，也記不住都是什么人，因為他明白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p>

（本文作者李燕為李苦禪先生之子、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