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淫古法，逢源海上

1901年11月8日，方介堪降生于溫州西門外外浦橋上方氏舊宅。方介堪祖籍溫州泰順，咸同年間，祖父中秀才后，舉家移居溫州，在縣學協助評閱童生日課。介堪父冠英，能寫一手董其昌風格的行楷，儉樸忠誠，會寫能算，青壯年時做賬號，民國初在五馬街經營翰墨軒字畫店，過著清貧生活。

在祖父、父親的熏陶下，方介堪早早地開始接觸翰墨金石，七歲開始習字，九歲學習篆刻。十二歲那年，方介堪開始學習浙派諸家，經過五六年的摸索自習，幼小的他居然能表現出浙派篆刻的蒼老之趣。于是，介堪便在父親的翰墨軒設攤刻字，初露頭角。此時，時任溫州道尹的張宗祥和在溫州閉關修佛的弘一法師發現了方介堪，弘一法師還贈給介堪一管大斗筆。當時的溫州印壇，以葉鴻翰和謝磊明最知名。前者主攻浙派方硬一路，后者則宗法徐三庚的婀娜嫵媚。謝磊明見方介堪年輕好學，且根基深厚，就招方為弟子。于是，介堪日間在店里刻印謀生，晚間到謝家整理藏品，為之刻印以供賞玩和應酬之需。方在謝家眼界大開，先在謝的指導下學徐三庚，后又轉向吳讓之和漢印。幾年間，方介堪刻了數千方閑章，篆法刀法嫻熟，為后來的成就打下堅實基礎。

1925年春，方介堪在杭州拜晤了丁輔之等西泠印社的創始人，被接納為西泠印社社員。1926年，已經小有成就的方介堪來到上海，投入金石書畫大家趙叔孺門下。趙叔孺對方介堪嫻熟的篆刻技藝深為驚異，收為弟子，并將他推薦給上海西泠印社，任該社木版部主任。不久，方介堪拜謁吳昌碩，吳昌碩稱其“學吳讓之已得其神髓，又上承秦漢，旁攬浙皖，加之才資高遠，日后獨步藝林，當可拭目以待”。在名家薈萃的上海，方介堪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成為古歡今雨書社、寒之友社、蜜蜂畫社等著名國畫群眾團體的中堅，結識了一大批書畫界名流。在上海的10年間，方介堪利用良好的環境，與師友切磋藝術，不僅使自己的篆刻更臻爐火純青，同時提高了書法、繪畫和詩文、鑒賞等方面的修養，成為詩書畫印“四全”的藝術家。這一時期，方介堪結識了日后交往長達半個世紀的至交張大千，二人相互激賞，大千早期的書畫用印也大多由方介堪奏刀。1930 年，張大千舉辦個人畫展，請方介堪配刻印章50余方。畫展大獲成功，張畫方印，相得益彰，人稱金石書畫雙絕。據統計，方介堪一生為張大千刻印五百余方，直到張大千晚年定居臺灣，二人的書印往來也從未斷絕。或許在張大千的畫紙上，方介堪找到了其篆刻的最好歸宿。

搜奇鳥蟲篆，屠龍之手

作為一名杰出的篆刻家，即便沒有張大千等人作品的提攜，方介堪也足以名留印史。在他所刻的“在情理之中，出意想之外”一印的款識中，有這樣一段話：“藝術之道原在人情物理之中，求妙道，自然而已。然三千大千，變幻莫測，往往有幾微之巧會，使人起悲嘆、驚愕、嗔笑之感，茍有人為握其靈妙之機，乘其巧合之會，識為波瀾曲折之觀，必有奪天之巧，窮造物之奇，此所謂在情理之中，出意想之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方介堪崇尚自然、寄巧妙于幾微的藝術觀，其篆刻實踐也基本符合這樣的觀念。

方介堪的篆刻，以仿漢玉印和鳥蟲篆印最為人所稱道。前者體現了方介堪對“印宗秦漢”這一印學傳統的秉承。由吳昌碩引領的寫意派印風，追求視覺沖擊，力圖表現古印流傳千年以后的古意斑斕，而方介堪的仿玉印則更希望還原古印的本來面目。因此，方介堪的仿玉印顯得清新典雅，外枯中膏。

而方介堪對印學的最大貢獻，還在于他復興了古時的鳥蟲篆印。鳥蟲篆印來源于先秦時期出現的鳥蟲書。鳥蟲書作為一種裝飾性的文字，多出現在旗幟、符節和兵器上，其筆畫多作龍鳳鳥蟲之形。漢人以鳥蟲書入印，婉轉古艷，堪稱絕品。然而魏晉以降，鳥蟲篆問津者甚少，稍有影響的只有明清時期的何震、汪關等，成就有限。直到方介堪的出現，鳥蟲篆印終于在現代得以復興。方介堪不但吸收了古代鳥蟲篆印的藝術手法，更把目光放到了秦漢以前的鳥蟲書上。他的作品中普遍采用了一種鳥頭狀的紋飾，這種紋飾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的鳥蟲篆金文中。古文字中的鳥蟲、魚雁、“戈頭矛角”之形，有機地融入方介堪的鳥蟲篆印中。在廣取博學的基礎上，方介堪的鳥蟲篆印形成了形神兼備、粗細不同和繁簡并重的獨特風格，在沒有流派印成功先例的情況下在鳥蟲篆印領域取得了大成。他的學生韓天衡認為：“介堪先生刀下那堂皇詭麗的鳥蟲篆印，正是‘璀璨去不得’的新風格”。

除篆法以外，方介堪的用刀技法也出神入化，無所不能。他治印慣于在印面上施以濃墨，以刀代筆。不像一般印人那樣只能對付石印，方介堪能手刻白金、水晶、瑪瑙、碧玉、骨化石等堅硬材料。他為徐悲鴻刻海魚牙印，是當時篆刻藝術界轟動之舉。民國時期，張大千到敦煌寫生時在當地覓到一批“龍角”印料（實為古象牙），方介堪用此“龍角”料刻了“張爰大千父”及“大風堂”等印，在邊款記道：“此甘肅出土龍角數方，萬年物也。質已化石，猶發奇香，洵可寶已。今為大千篆此，所謂屠龍之手，亦足以自豪矣！”

藝學并重，傳續薪火

篆刻多以古文字如印，故篆刻家也大多精通古文字，方介堪也不例外。作為一名藝術家，他卻始終秉承了傳統學者的嚴謹態度，把文字的科學性置于藝術性之上。在方介堪的同一件作品中，從來不會出現不同時代的文字，或將同一時代文字的不同形體糅雜在一起，更沒有任意杜撰文字或形體的陋習。考古學家馬衡曾稱贊方介堪治印“無一字無來歷”。

方介堪早年著作頗豐，而除了數種印譜以外，還有《秦漢封泥拾遺》、《兩漢官印考存》、《古印文字別異》、《古印封識》、《璽玉印辨偽》、《說文通假補遺》等古印、古文字的研究著作，尤其是大型篆刻文字工具書《璽印文綜》，也在這一時期編纂成稿。其師趙叔孺就曾草創《璽印文綜》一書，希望將傳世的古璽印文字，按照《說文》體例，按部首排布，以供印人和古文字學者參考。方介堪秉承師訓，精心摹采，鉤摹逼真，將一萬余方古璽印文收入書中。

方介堪是嚴謹的學者、獨具眼光的藝術家，也是篆刻教育事業的先驅。早在方介堪初到上海之時，劉海粟正要為上海美專物色一名篆刻教師，他輾轉尋訪，終于找到方介堪，誠聘他為上海美專金石教授。后來又得到汪亞塵、黃賓虹的邀請，先后任新華藝專文藝學院教授，專教篆刻。由此，方介堪成為在我國近代美術大專院校中開設篆刻課程、揭示篆刻藝術發展規律、系統傳授學習方法的先行者，堪稱現代高校篆刻藝術教育第一人。1964年，浙江美術學院率全國之先開設書法專業，方介堪又應邀執教篆刻。他編寫了具有現代意識的篆刻講義，系統介紹了印章的演變歷程，揭示了歷代印風和明清流派優劣得失；講述篆法、刀法及初學治印的要領；強調了篆法的重要性，傳授了學習《說文》又不墨守《說文》等觀念。這一系列講義和課程奠定了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篆刻教育的基礎。

此外，方介堪在故鄉溫州培養了韓天衡、林劍丹、張如元等后輩，更在萬馬齊喑的年代，為篆刻藝術留下了種子。

印溯先秦，藝傳后世，方介堪為世人拂去了蒙蔽在古文字上的塵埃，開辟了印學和篆刻教育的新世界，無愧于一代篆刻大師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