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夫妻名義生活并育有一個孩子，因矛盾鬧起“離婚”，男方父母知曉后，以二人未領結婚證為由，勸女方凈身出戶。女方向榆林、府谷兩級紀委舉報“公公”貪污腐敗、巨額財產來源不明。9月27日，華商報記者從府谷縣了解到，被舉報后的府谷縣國土局副局長張少軍目前被雙規。（9月28日《華商報》）

從情婦舉報到表哥式人肉，再到今天的媳婦反腐，如此非常規化的反腐“套路”仍在繼續上演。只是，此一套路見多了，已經難免讓人“審丑疲勞”。要說這起事件之所以還能夠引發網友的關注，除了習慣性的獵奇心態使然，最大的原因還是在于，在反腐持續深化的背景下，一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縣國土局副局長，為何依然能夠穩坐泰山？

本質上，媳婦反腐也好，情婦舉報也罷，不過都是源自家庭與親情糾紛溢出所導致的結果。與其說當事人是為了公共目的“大義滅親”，不若說是借此實現個人的“復仇”。因為眾所周知，相比較正常手段的博弈，揭露自己所掌握的官員腐敗信息，是他們最大也最具殺傷力的籌碼與手段。當然，因此而令問題官員露出原形，并最終受到法律的懲戒，也算是為反腐作了增量貢獻。但此種反腐套路愈多，卻愈加證明在常規性的制度反腐上，仍存在著太多的漏洞。

就以此案為例，王某舉報稱張少軍僅住房就有20余套，目前已被落實的也有7套房和2處商鋪；其個人除擁價值千萬元的房產外，還有幾千萬的民間放貸及巨額存款，但多數在其妻子與兒女名下；且張少軍及其家人還頻繁出入高檔場所。若此類信息屬實，很顯然，問題官員張少軍及其家人無疑很難稱得上是低調。那么如此張揚的問題官員，卻為何只能等到因偶然性的家庭內訌方才被發現？常規性的監督手段，真未能發現一點蛛絲馬跡？

值得一提的是，像張少軍作為縣國土局副局長這一級別的官員，在當前的權力監督體系中更具某種特殊性。一方面，誰都知道這更應該是一個必須加強監督的“肥差”崗位；另一方面，按照最新的相關規定，縣處級副職以上干部應進行家庭財產申報，個別地區還擴展至副科級以上，而縣國土局副局長的級別恰好處于這套標準的模糊地帶，這使得其享有了更寬松的被監督環境。由此或也說明，單純以行政級別來界定官員是否應申報財產，仍具有改進空間。而到底還有多少類似的游離于核心監督之外的隱形問題官員待發掘，更值得深思。

目前，被兒媳舉報后的張少軍已被紀檢部門雙規，“兒媳反腐”算是“初戰告捷”。但在全面深化反腐、反腐亟待由治標向治本升級的大背景下，這類“插曲”帶給社會更多的恐怕只是狗血話題與談資罷了，要說成果，它不過依然只是例外性的反腐成果。而反腐由治標向治本的躍升，一個最大的特定，就是應更多讓制度來發現腐敗，將腐敗納入沒有例外的制度約束下。就此而言，“兒媳反腐”等非常規性舉報的靈驗程度，恰恰丈量出我們離制度反腐的距離。（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