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在上海舉辦的法國蓬皮杜大展是中國內地第一次大規模完整地呈現20世紀法國現代藝術的展覽。本期《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嘗試探討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與中國乃至上海的藝術合作，進而剖析蓬皮杜的全球戰略，并通過對本次大展策展人的專訪，來講述有關現代藝術的視角。

“蓬皮杜，您的名字仿佛在嘲弄世界，似乎不夠嚴肅。”戴高樂將軍曾經對身邊這位年輕的特派員說過，“如果您想有哪一天做成什么事情，您必須換個名字。”蓬皮杜這一姓氏的大概意思為“小薄餅”或者“收費橋”。1969年，“年輕的特派員”蓬皮杜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這位酷愛現代藝術并廣交現代藝術家朋友的總統，意識到了世界文化藝術中心正在無法回避地向美國紐約轉移，在他上任后便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就是要讓巴黎擁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現代藝術文化中心。于是有了今天與盧浮宮、奧賽博物館并稱為巴黎三大藝術博物館的蓬皮杜現代藝術中心。

蓬皮杜總統于1974年去世，并沒有親眼目睹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藝術中心正式對外開放。這位總統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法國國家元首，也是西方國家元首訪華第一人。也許，正是這樣滲透在基因里絲絲縷縷的聯系，讓蓬皮杜藝術中心與中國的關系親密了許多。

在時間軸上，蓬皮杜藝術中心與中國大眾最近在咫尺的接觸，莫過于將于10月7日在上海展覽中心開幕的《蓬皮杜現代藝術大師展——72位藝術大師的世紀探索》，展覽將以從1906年到1977年的時間跨度中，一年一位現代藝術大師一件作品的形式，展示蓬皮杜所藏的繪畫、雕塑、攝影、裝置、錄像等等不同藝術領域的作品，唯獨留白的1945年，表達了紀念二戰結束的深情。伴隨著展覽細節的公布和展覽日期的臨近，蓬皮杜藝術中心與上海進行“藝術概念店”五年計劃的深度合作的消息漸漸在非正式渠道中被描繪得越發詳盡，輪廓清晰。

巧合的是，此次《蓬皮杜現代藝術大師展》的法國策展人羅朗·樂朋曾經擔任梅斯蓬皮杜藝術中心的首任館長，要知道，法國大部分博物館都在巴黎，梅斯分館是第一個在法國首都之外的重要博物館。梅斯蓬皮杜的目的是復興古老的工業城市——同時也是法國政府“去中心化”文化戰略的一個步驟。“法國是一個奇特的組合，”樂朋說，“它在文化上非常中心化。”而梅斯分館這座建筑外觀因其酷似中國農夫的草帽再次和中國產生某種關聯。

蓬皮杜本身的前衛性

蓬皮杜藝術中心位于今天巴黎賽巴斯托波勒（Sébastopol）大道東邊的波布（Beaubourg）區。外露的鋼骨結構以及復雜的管線一反巴黎的傳統風格建筑，外露復雜的管線，被鮮艷的顏色所強調，且顏色的運用也是有規則的——空調管路是藍色、水管是綠色、電力管路是黃色、自動扶梯是紅色。所有從前躲藏在建筑墻壁里的管道都被請出室外，整座建筑除了一道防火墻，再無其他的實體墻，只用透明的玻璃將內外部的空間融為一體。一道曲折上升的透明管狀電梯被凌空架在建筑的西面，游客可以搭乘這座電梯到達藝術中心的頂層。辦公區的分隔則按照需要，隨時可以變更，除了廁所之外便再沒有封閉的空間了。

就像一具透明的五臟六腑都毫無保留暴露在外的人體，即使在幾乎相隔40年后的今天看來，這幢建成于1977年的現代藝術中心，仍然具有顛覆性的意義，在周圍都是18世紀風格典雅的建筑群的環繞中，尤顯突兀醒目。這個建筑方案的最終勝出，恰是蓬皮杜總統親自定奪。

正如現任蓬皮杜藝術中心國際關系主任米沙爾·希施柯（MichaelSchischke）在接受《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記者專訪時所說：“蓬皮杜藝術中心的誕生是因為一位政治家的慧眼。他是一位當代藝術的愛好者，堅信藝術可以改變社會。”

巴黎三個地標式的文化機構——盧浮宮、奧賽博物館和蓬皮杜藝術中心，可能，外國游客更多會去另外兩個藝術機構，而巴黎人去的最多的則是蓬皮杜藝術中心。為什么巴黎人愛蓬皮杜藝術中心？“因為蓬皮杜是一個非常開放的藝術機構，不僅有自己的藏品，還有一個面向所有人的圖書館、一個對公眾開放的信息庫。蓬皮杜藝術中心是在歐洲首屈一指的收藏場館，有12萬件館藏，是全世界現今兩家館藏最大的現當代藝術中心之一。每年要在蓬皮杜內或其他的地方舉辦將近20場展覽。”希施柯介紹。

尤為可敬的是，蓬皮杜圖書館的大門為所有人敞開，無需辦理各種復雜的證件和手續繁瑣的登記。記者曾經一早在蓬皮杜藝術中心門口看到背著行囊的流浪漢夾雜在等待開館的人群中，一到開館時間，他們同人群一起入座潔凈安靜的圖書館，讀報紙，看電影，度過悠然的一天。一切都是為了知識的傳播。顯然，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最核心的貢獻是創造了被全世界復制的文化空間的新概念。

除了在距離德國、比利時、盧森堡非常之近的法國小城梅斯建立的分館之外，迄今為止，蓬皮杜唯一在國外的分館就是西班牙馬拉加分館。與馬拉加的合作，希施柯透露：“我們之間是一個非常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我們手把手地在當地建立了一個符合博物館各項要求的空間。與馬拉加簽的合同是五年，協議上提到可以續簽，但只能續簽一次。也就是至多十年，合作結束。但在五年之中，我們會幫助我們的合作伙伴培養一個對當代藝術感興趣的群體。哪怕我們不合作了，但我們的合作伙伴仍會繼續關注當代藝術，我們也會給予很大的支持。所有的展覽展品都來自于蓬皮杜藝術中心。”

但是2012年，蓬皮杜文化中心主席阿蘭·賽班（AlainSeban）就有計劃在三到五年內構建起一個屬于自己的博物館網絡，“我們會利用我們在全歐洲擁有最優秀收藏品的實力，以及我們的品牌效應，期望以一種更為中肯的方式，在現有的場地里，比如博物館和大學校園，開展一些短期的項目。”賽班主席當時強調的是，“此戰略的目標是將國際化的擴張涉足到那些有能力創造本土當代藝術品牌的國度里。而像中國、印度、巴西這樣的國家，恰恰能在不久之后的將來做到這一點。”

此番在滬上的采訪中，希施柯承認了蓬皮杜與韓國首爾正在談判進行一個類似于馬拉加的五年項目，但還沒有正式開始，“我們的合作方式基本上靠法國的海外代表機構幫助推進，像使領館等。因為我們的項目都很大，所以能找到的也都是一些有實力的機構，這已經劃定了一個可能性機構的范圍。”

蓬皮杜和上海的因緣

早在2006年10月，法國方面在上海召開新聞發布會，稱將建造蓬皮杜上海分館，分館由巴黎蓬皮杜中心負責管理運營，集中展現20世紀到21世紀的現當代藝術，展品包括蓬皮杜的收藏和中國藝術品。這一消息言之鑿鑿，甚至分館選址都已很明確，位于當時上海盧灣區繁華商業地帶淮海中路嵩山路口的舊上海法租界霞飛路巡捕房，面積將達1萬平方米，包括兒童畫廊、一個圖書館和一個設計藝術品商店。然而該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當時有法國媒體報道蓬皮杜藝術中心在一份聲明中稱：“中國已在全球藝術世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于蓬皮杜藝術中國心來說，這次行動是與中國進行直接接觸的開始。”

2012年12月，“電場——超越超現實”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開幕，展出的109件作品是法國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藏品首次在中國大陸與觀眾見面。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副館長、也是“電場——超越超現實”展覽的策展人迪迪埃·奧丹爵（DidierOttinger）在接受《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記者采訪時，并沒有回避2007年蓬皮杜在上海開設分館的試探，奧丹爵回答道：“開設上海分館是我們一直的夢想，巴黎上海相隔甚遠，我們當時連館址場地都找好了，但該項目最終未能啟動。那時候我們認為，在全球開設分館是很重要的，比如像古根海姆所做的那樣，但現在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做更多的展覽，我們在中國的上海、北京或其他城市的博物館美術館尋找好的合作伙伴，我們現在更關注的是合作，一起工作，就像我們今天所做的這樣。這樣的合作以后會越來越多。”

設立“臨時展館”是蓬皮杜藝術中心全球擴張戰略構想的一部分，致力于在法國和全世界開發新的觀眾。“臨時展館”可能也是“分館”概念無法徹底實現的一種變通。

但2006年的試探，并非蓬皮杜第一次試圖進入中國。早在2005年，蓬皮杜就與古根海姆美術館發起過一個合作項目，準備在香港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建造一個文化設施中心，但這一計劃也未能實現。

蓬皮杜與中國的淵源在進入2000年后變得頻繁，這與中國當代藝術從地下逐漸轉入光明的步伐頗為一致。

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中國當代藝術展《中國呢？》，繼1989年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中國當代藝術展《大地魔術師》后，該展是蓬皮杜藝術中心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中國當代藝術展。在單獨開辟出的1800平方米的展覽空間內，王廣義、方力鈞、張培力、施慧等50余位藝術家參展，展出繪畫、雕塑、攝影、錄像等藝術作品。

2005年，冠之以“新浪潮”之名的法國蓬皮杜藝術文化中心典藏作品展在上海美術館揭幕。78件蓬皮杜中心館藏作品，分別為電影、錄像、繪畫、攝影和裝置等不同樣式，跨越上世紀60-90年代，展覽中的許多藝術家對中國觀眾來說都相當陌生。

2006年7月，“夜幕下的巴黎——布拉塞，1933——蓬皮杜藝術中心館藏攝影作品展”在上海美術館開幕，共展出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收藏的97件布拉塞攝影作品。當時的攝影中心主任阿蘭·薩雅克就對早報記者坦承：“對中國的當代藝術攝影非常感興趣，自1980年代末開始收藏中國攝影家的作品，慕辰成為首位進入蓬皮杜攝影收藏的中國攝影家。”

是蓬皮杜選擇了上海展覽中心

10月7日即將在上海展覽中心開幕的《蓬皮杜現代藝術大師展——72位藝術大師的世紀探索》，在剛剛通過非官方渠道再度傳出了將與上海展開合作“藝術概念店”的消息之時，展覽時機即使是巧合，也確實非常敏感。但主辦方天協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謝定偉對《藝術評論》記者坦言，自己與蓬皮杜的合作，緣于一直想做一個西方現代藝術展的心愿，而恰好蓬皮杜藝術中心的前一站正在日本東京都美術館展覽，再到上海來展，路線上順理成章。

謝定偉反復對《藝術評論》記者強調的是這次展覽定義的“現代藝術”的概念。“這是個現代藝術展，不是當代藝術展。”此前，謝定偉因為在上海市中心商場K11的地下三層做了“莫奈大展”的大熱，而引發了西方經典藝術在商場展覽的熱潮。在莫奈之前，謝定偉在世博中國館（現在的中華藝術宮）做的“畢加索大展”開啟了民營公司主辦西方藝術大展的先例。

不可否認，西方現代藝術與西方當代藝術一樣，在中國的群眾基礎和受關注度遠遠不及印象派。就像許多去巴黎的人一定會去盧浮宮到此一游，卻很少有人會去蓬皮杜看展覽。選擇與蓬皮杜藝術中心合作所引起的反響，自然可以預見到無法與“莫奈展”相提并論。“印象派色彩漂亮，基本寫實，與現代生活比較契合。從印象派開始辦展覽，觀眾慢慢接受，然后可以嘗試西方現代藝術，但現代藝術怎么做，這又是一個思考的課題。”謝定偉說，“當現代藝術開始萌芽，很多藝術家都是一個派別的創始人，比如馬蒂斯。但是當時，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藝術會往何處去，他們只是不滿足于已有的藝術新式和方法，并沒有考慮過觀眾是不是能夠接受。在觀眾，同樣也是探索。這是雙向的，互相都有不同的解讀。但如果從辦展覽的角度而言，只從現代藝術中選取一位藝術家，那么關注度肯定不夠，所以這次是做一個綜合性的展覽。把現代藝術中許多人物結合在一起展出，即使觀眾對其中一個人或者某個流派不喜歡，那他總有喜歡的，或者也可能因為開宗立派的大師的名聲而抱有好奇心來看。我們還展出當代藝術的開拓者杜尚的作品，這又使觀眾從門縫里看到了一點點當代藝術的萌芽，也許將來會引起觀眾對于當代藝術的興趣。”

民營公司辦西方藝術大展，辦了畢加索辦莫奈，之后是雷諾阿，然后達利，如今又和蓬皮杜藝術中心合作，謝定偉認為，“掙錢”并不是他的唯一考量。對公眾的藝術教育，通過走進展覽慢慢培養興趣，養成看展覽的習慣才是他的目的。“看展覽的人越多，展覽才會越辦越好。”

上海展覽中心可能是全上海最貴的展場，但是作為一家沒有固定展場的民營展覽公司而言，要找合適的場地做藝術大展太難了。“在商場里做展覽，蓬皮杜藝術中心不會答應，這個場地，其實是蓬皮杜藝術中心決定的。”謝定偉說。

1957年建成的上海展覽中心是俄羅斯古典主義建筑風格，雖然即將展出的是現當代藝術品，但是展館內部的要求與雷諾阿展覽相似，仍然恒溫恒濕。展覽中心西二館的1000多平方米封閉空間要重新劃分。“西方人辦展，無論場館外觀如何漂亮，里面都要重新搭建，量身定做，而非僅僅把畫往墻上一掛了之。不可能正好有一個場地符合所有展出的調性、色彩、動線。這與國內許多外表漂亮的美術館不一樣，美術館再豪華都不可能在格調、裝修上適應所有的展覽。”

可想而知，西方藝術大師展的成本迄高難下。“做到現在我們明白的是，做西方藝術展，成本非常高。現在市場上大部分都是低成本展，成本一低，勢必藝術品的品質不會很高，有些藝術展覽宣傳得很好，但實際上藝術展覽的內容并不可能是重量級的。很多人依然用經商的眼光來看待藝術展，但他們沒有明白，藝術本身有規律，不能完全用商業的規律去套藝術的事。我們在商業運作之外，必須遵循藝術本身的規律不被干擾和破壞。”

越來越多的所謂西方大師展，讓人眼花繚亂，作為國內首先進行西方藝術大師展的民營展覽公司，謝定偉認為，既然要介紹西方藝術，就要站在一個西方藝術史的高度上，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做一個投影展，或者做一個名頭很大，事實不符的展覽。用最能夠讓人理解的價值數字來解釋，莫奈展作品當時市值6億歐元，畢加索是6.8億歐元，這次的蓬皮杜合同上是40億元人民幣。夏加爾的巨幅作品高2.36米，寬1米多，十分罕見，市場價格8000萬歐元，且位列蓬皮杜一百件鎮館之寶，這樣重量級的展品這次有五六件，代表了蓬皮杜的收藏水準。

中國的那么多藝術品也需要走出去，但是至今卻缺少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謝定偉說自己“心有余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