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８日，北京市海淀區五一小學三年級的課堂上，語文老師布置了一篇課堂作文——“我的黃金周”。“假期我去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鎮，那里有一個蠟像館，但是人很多，而且這條路上都是車”，“‘十一’假期，我和爸爸媽媽去了十渡，那里人很多”……對于這個假期，孩子們有太多難忘的記憶，但“人太多”無疑讓出游體驗大打折扣。

堵在路上，擠在景區，到處人滿為患的景象似乎已成為黃金周的常態。“現在的黃金周制度，形成了極限性高峰。旅游有高峰是世界性現象，但是極限性高峰卻是中國獨有。這種高峰使供給方面壓力極大。”中國旅游協會休閑度假分會秘書長魏小安說。

極限性高峰的考驗：假日制度如何完善

黃金周出游極限性高峰的到來比人們想象中更猛——１９９９年，第一個國慶黃金周，７天內全國出游人數達到２８００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１４１億元；今年國慶黃金周，國內旅游市場接待５．９３億人次，旅游收入４７８１．８億元。人次是１８年前的２０倍以上，收入增長了３０多倍。

毋庸諱言，旅游收入盆滿缽滿的背后，我們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時間成本、管理成本、硬件成本、社會成本、制度成本。更關鍵的是，付出這些成本后，人們并沒有獲得更好的旅游體驗和消費品質。

面對擁擠不堪的車流，很多景區都提出來，要大幅擴建停車場。“但是，如果用高峰期來配置資源，這是最蠢的辦法。”魏小安說。

正如春運期間，不少人提出要依靠提高運能來解決春運問題。但是，固然高鐵能緩解春運壓力，如果真是按春運高峰需求擴建鐵路，那么在非春運和非黃金周時段，９５％左右的客運能力將被閑置，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

怎么辦？一是從供給端發力，完善現行的黃金周假日制度。不少專家建議，應考慮恢復“五一”長假，從而分散極限性高峰峰值。二是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國務院辦公廳早在２０１３年就出臺了《國民旅游休閑綱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提出到２０２０年，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實。然而，實際的情況是，目前帶薪休假落實率約為５０％。而落實帶薪休假比較好的單位，主要集中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大型國有企業、外資企業，而部分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落實的情況相對較差。部分專家也提出，勞動法雖然有規定，但是缺乏具體細則條款，制度上的漏洞成為落實帶薪休假的阻礙。

免費政策的反思：效果為何難符初衷

高速公路免費本是一項讓人叫好的惠民政策，但面對免費之后的擁堵難題，社會管理水平如何同步跟進？政策原本的初衷是降低百姓出行成本，錢是省下了，但時間成本卻大大增加了。

北京的自駕車主黃先生算了一筆賬，上海到北京行程超過１０００公里，油費約７７０元，經過高速公路收費站的總過路費約５６０元，免掉通行費后自然愿意多跑跑。像黃先生一樣，不少人感到，平日高速公路收費標準偏高，免費通行政策當然有吸引力。

然而，微信朋友圈里，有關擁堵的吐槽五花八門。黃金周首日，全國高速公路進入極限高峰狀態。以杭州為例，上午９點，甬臺溫高速寧波往臺州方向僅一小時的過車量就達到３１４７輛，而平時僅有９００多輛，過車量超過平日的３倍。除了車流量大，事故增多也是造成多條高速公路擁堵的原因之一。以滬昆高速為例，一晚上發生了３００多起交通事故。

１０月８日，來自交通運輸部的消息，受免費通行政策吸引，小型客車長途跨省自駕出行流量大，大中城市周邊及中短途出行也以公路交通出行方式為主，全國路網運行交通流量同比增長。黃金周期間，全國收費公路交通量超過２．８億輛，同比增長７．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區成為重要堵點。

對此，百姓期盼，加快改革現有的公路收費制度，逐步降低平日的收費標準。

此前，交通運輸部發布的全國收費公路統計公報顯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全國收費公路通行費收入為４０９７．８億元，支出總額為７２８５．１億元，通行費收支缺口３１８７．３億元。

從公路收費制度來看，我國現行的是２００４年《收費公路管理條例》規定的辦法，其中規定了政府還貸公路１５年（２０年）和經營性公路２５年（３０年）的收費最長期限，收費標準由地方政府審定。考慮到公路建設的財力負擔、歷史遺留的法律難題、建設任務加重等因素，相關專家建議，應適當降低目前的公路收費標準，同時適當科學地延長收費年限。

高強度的綜合測試：供給側改革如何加快

“德國之聲”網站發表文章指出，這個黃金周外出觀光的中國游客約有６億人次，該數字是德國人口的７．５倍。長城景區傳來的畫面顯示，黃金周開始時游客人群像沙丁魚一樣擁擠在那里。

黃金周經濟，已然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經濟的一扇窗口。

中國高速公路到去年年底已經躍升到９．６萬公里，居世界第一，這大大促進了自駕游發展。據統計，２０１５年國內約４０億的旅游人次中，自駕游就占５８．５％以上，達２３．４億人次。國家旅游局預計，“十三五”末，自駕游人數將達到５８億人次，占國內旅游人次７０％以上。

毫無疑問，黃金周的“出行熱”，是中國經濟活力的彰顯，同時，這又是一場大考。從硬件到軟件、從管理到服務、從心態調適到文明素養、從政策設計到制度構建……這場高強度的綜合測試，讓這個發展中的大國有了反思的動力與契機，某種程度上也推動著社會進步。

黃金周制度實施的１８年，中國已經正式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中等收入國家，度假需求已經變成剛性需求，假日制度進行了多次調整，現在更應該調整，盡量熨平波峰波谷，形成資源的更好配置。”魏小安說。

如何提高社會治理的綜合水平？如何更好做到智慧化管理？如何滿足排浪式消費到個性化、多樣化消費的轉變需求？在“痛點”與“難點”的求解中，我們期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期待在科學決策、制度設計、政策制定和精細化管理中不斷破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