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江蘇省淮安市確定周恩來總理童年讀書處周邊的三元巷民居、千霞舊書屋等八處建筑為不可移動文物。僅僅過去七年時間，八處已被拆六。令人憤慨的是，當地政府正是以建設“總理童年讀書處周邊特色街區一期項目”工程為名，對文物所在地塊進行征收，復而拆除的。

拆掉真文物，建設假古董，七零八落的是“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的精品”，七上八下的是文物保護者與旁觀者的心。根據2013年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建設工程選址，應當盡可能避開不可移動文物；因特殊情況不能避開的，對文物保護單位應當盡可能實施原址保護”。實在是無法實施原址保護，必須遷移異地保護或者拆除的，“應當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顯然，當地政府違法違規了。據報道，這起“破壞不可移動文物”案，已被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并將于近日開庭。

淮安清水區政府這樣枉顧市文物局“不可擅自拆除”的告知，一再拆毀文物，正是本案的最大痛點。前不久，位于哈爾濱的開國上將劉亞樓舊居、東北民主聯軍獨立團舊址和獨立團炊事班舊址等多處不可移動文物被拆毀，引人關注，2014年徐州市賈汪區委區政府與徐礦集團簽署協議擅自拆除韓橋煤礦舊址一案，更在今年被列入國家文物局的行政執法十大指導性案例。確立不可移動文物，是國家為文物保護拉起的紅線，“對于不可移動文物來說，無論是所有權人，還是負有監管責任的行政機關，都無權處置。”

城市的治理者，擘畫著城市的發展藍圖，但在法治理念之下，也并非可以隨意“生殺予奪”，更不能為了一時的經濟利益而肆意毀壞無價的“歷史遺存”。對于城市的歷史和記憶，如果失去基本的敬畏，只會抹去城市記憶，造成千城一面，讓后人遺憾。有人說，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城市化與傳統人居環境間的張力不可避免。然而，有遠見的城市治理者一定會在保護與開發之間，偏向保護多一些。這樣的選擇，并非是利益天平上精確計量出來的，而是因為歷史的教訓已經太深刻。

梁思成對保護北京城的呼號不被人理解，濟南的標識濟南老火車站拆除后重建。正是因為對城市歷史文化的“不知不覺”，才會一哄而上地“造城”，留下“千城一面”的尷尬；正是對城市建設規律的“無知無畏 ”，才有了對傳統的肆意破壞，做出割斷歷史文脈的糗事；正是對城市文化保護價值的“后知后覺”，才有了很多老建筑先拆后復建的滑稽反轉。

城市是時間與空間的乘積，老建筑尤其是不可移動文物更是城市發展的記憶體，是城市不可移動的精神坐標。梁思成先生曾說過：“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的對待它，它會生病的。”當下，不少城市在建設浪潮中病得不輕，最顯著的癥狀其實是一種心理的扭曲：只將高樓新區看作城市，只將新規劃出來的算作城市。如此一來，城市越來越新，卻也越來越“面目可憎”，越來越“遠離人心”。

城市發展也要講“基本法”，對城市歷史的敬意應是“不可移動”的。或許，我們過于期待城市治理者觀念的更新，因為僅僅停留在觀念倡議往往缺乏拘束力。以往經驗中，對文保不力的政府部門缺少應有的懲戒手段和措施，導致了不少地方的率性而為、膽大妄為。淮安的案子給我們的啟示正在于：對不可移動文物的毀壞也是對環境的破壞，在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尚無明確法律依據的情況下，還可以納入環境公益訴訟，地方政府須為此擔責。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避免今人拆前人，才能避免后人復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