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相傳在北齊就已經進入中國藝術史，據說北齊畫圣楊子華所繪牡丹就已聲名遠揚。牡丹顏色明麗、花型飽滿，唐人甚愛之，一時間洛陽賞牡丹成為唐人的重要生活方式，而且在傳周昉的《簪花仕女圖》中，女性發髻上以牡丹為華冠也反映出花與人的緊密聯系。在唐代，牡丹不僅滲透到生活的細節之中，而且成為文人的一種精神寄托，唐人王維的《紅牡丹》詩云：“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心。”在此處，花心與文心已經融為一體。更有意思的是，唐人開始把牡丹與家國聯系到一起，唐代詩人劉禹錫詩云：“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正是由于牡丹的富麗與唐人的喜愛，宋代周敦頤評其為“花之富貴者也”，明清之后牡丹儼然有從“國色”變成“國花”的趨勢。

牡丹為唐代以降的文人墨客所不斷吟詠，畫家則將牡丹在藝術史的脈絡中不斷演化，歷代牡丹繪畫精品頗多，清代雍正皇帝贊牡丹曰：“天下無雙品，人間第一花。”2016年4月北京故宮博物院在牡丹花盛開的季節舉辦了“國色傾城——故宮博物院珍藏牡丹題材文物特展”，為我們了解歷代牡丹題材的繪畫、絲帛、器物等提供了基礎。北京匡時等拍賣公司則在春拍中推出牡丹精品，戲稱：“春拍牡丹冊頁鎮樓，夏拍草木花鳥坐莊。”

牡丹題材曾因過于世俗化被稱為中國繪畫“毒瘤”，當然只是很多業余水平的牡丹繪畫“有毒”，細觀傳統牡丹題材繪畫，或擔當國色，雍容富麗;或裹挾文心，清新雋秀;或筆墨老辣，雅俗共賞。本期投資指南從牡丹的文化積淀出發，在國色、文心、筆墨間還原牡丹之“天香”。

唯有牡丹真國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托物言志、托物寄情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以植物作喻在《詩經》《楚辭》中都已十分成熟，從“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到“草木有本心，何須美人折”都將植物作為一種文化象征。牡丹從何時進入文化史的書寫?歷代牡丹繪畫名家有哪些?牡丹又是怎樣與家國一步步緊密勾連的?

　　于非闇 《白牡丹》

牡丹的文化脈絡

牡丹最早進入人們的生活是作藥用，因其花冠大、顏色多、雍容華貴、艷壓群芳而被譽為“花中之王”，周敦頤在《愛蓮說》中也曾說：“自李唐以來，國人盛愛牡丹。”故宮博物院書畫部館員陶靜介紹：“牡丹在隋代已作為觀賞植物進入宮苑。盛唐以降，觀賞牡丹蔚為風尚，呈現‘花開時節動京城’的盛況。延至北宋，賞玩之風更盛，諸如花會、花宴、畫花、賦花等活動風靡朝野。明清以來，人們多視牡丹為‘國花’。在國人心中，牡丹是幸福美滿、吉祥富貴的象征，它不僅是重要的繪畫題材，而且常被用來裝飾在各類工藝品之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朱萬章說：“至于以牡丹為題材入畫，雖然沒有準確的史料記載或出土文物證實始于何時，但據文獻記載，至少可以追溯到北齊時期。唐代韋絢在《劉賓客嘉話錄》中說：‘北齊楊子華畫有牡丹’，這是關于牡丹繪畫的最早記載。到了李唐時期，由于世風使然，牡丹繪畫盛極一時。邊鸞、周昉、馮紹正、于錫、刁光胤等畫家都有畫牡丹的經歷。”宋人所著的《宣和畫譜》中，唐人所繪牡丹者可謂比比皆是，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周敦頤所說“國人盛愛牡丹”之意。

現存繪畫作品中較早呈現牡丹形象的是傳周昉的《簪花仕女圖》，畫中的5位貴族婦女分別佩戴花冠，其中卷首者即為牡丹，卷尾者為芍藥。畫面中仕女手持的扇面上也繪有牡丹圖，由此可見牡丹已經融入人們的生活。朱萬章認為：“在中國民俗中，花卉中的牡丹芍藥與禽類中的鸞鳳孔翠都是富貴的象征。”陶靜則說：“常與牡丹組合的靈禽，包括孔雀、錦雞、綬帶鳥、白頭翁等。這些靈禽名鳥毛羽美麗、鳴叫悅耳、惹人喜愛。古人認為它們餐風飲露，靈性通達，亦為祥瑞。牡丹與靈禽的組合出現在器物紋飾之上，優雅大方，更兼吉祥祈福之意在其中，別有一番情趣。”

明清牡丹繪畫的文人意趣

牡丹被譽為“百花之王”，是最具觀賞性的花卉之一。如果說唐代開啟了觀賞牡丹的盛況，宋、元、明、清則延續了這種熱度，朱萬章說：“宋代對牡丹的喜好絲毫不亞于唐代。歐陽修作有《洛陽牡丹記》，傳誦一時。李唐曾有詩描寫當時的花鳥畫之風‘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反映出花鳥畫家對牡丹趨之若鶩的時尚。從傳世作品和文獻記載可知，李公麟、趙昌、趙仲佺、易元吉、張希顏、崔白、馬遠等都曾畫過牡丹。在當時很多專業畫家看來，畫牡丹是極為尋常之事。”明清時期，文人花鳥畫逐漸成為繪畫史中的重要類別。牡丹自然是文人雅士酷愛描繪的對象。陶靜說：“名家所繪牡丹題材的銘心絕品，今人從中可一睹牡丹的風姿，感受文人畫家在牡丹繪畫中寄予的高邁情懷。”朱萬章補充說：“明清以降，以善畫牡丹而留名畫史者不計其數，幾乎以畫花鳥知名者均擅牡丹。‘吳門畫派’的沈周、文徵明等以文人逸氣揮寫牡丹，使牡丹題材進入文人視野。沈周的《牡丹寫生圖》中之題詩‘洛陽三月春消息，在我濃煙淡墨中。’成為歌詠牡丹繪畫的名句。晚明的徐渭(青藤)、陳淳(白陽)將水墨牡丹發揚光大。”

　　李鱓 《牡丹蘭花》

“牡丹譜”為寫真傳世

“牡丹譜”是一種特殊用途的作品，與各種圖譜一樣，最終是為了建立某種譜系。陶靜說：“牡丹題材的繪畫作品，包括傳神的譜系類寫真繪畫，還有文人雅士的潑墨丹青，以及帝后、詞臣、宮廷畫師等行家里手的情趣妙筆，各具特色，美不勝收。中國栽培牡丹歷史悠久，品類繁多。明清時期已培植出牡丹品種數百個。因國人對牡丹的鐘情，以各類牡丹為描繪對象的‘牡丹譜’繪畫作品應運而生。在照相技術尚未發明之前，寫實性極強的畫譜作為‘寫真’，為后人提供了寶貴的形象資料。它們不僅刻畫了當時多種牡丹的真容，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繪畫的創作水平及其藝術審美情趣。”

牡丹繪畫市場以“牡丹譜”領銜

“牡丹譜”往往篇幅較大，以寫實的手法將不同的牡丹花繪于一冊，有些甚至配以詩文，圖文并茂、相映成趣。近年來雖然沒有牡丹題材的專場拍賣，但是拍場上卻始終不乏牡丹繪畫。北京匡時2016年春季拍賣推出了蔣廷錫的《百種牡丹譜》，該作品最終以1.7365億元成交，領銜藝術市場中的牡丹繪畫。此作曾在北京保利2013年春拍中以1897.5萬元成交，短短3年時間，價格逾原來的近10倍。蔣廷錫的《百種牡丹譜》引發了人們對牡丹題材的關注，這件作品中共有100種牡丹的種類，由蔣廷錫畫呈雍正皇帝，被《石渠寶笈(初編)》收錄，后續有乾隆、嘉慶、宣統3位皇帝的鑒藏印，歷經4代皇帝，且為詞臣畫家的精心制作，在拍賣場上表現頗佳可謂情理之中。有人做過一個推算，蔣廷錫的《百種牡丹譜》每一朵牡丹的價格都要高于100萬元，這種算法雖然并不精準，但確實道出了蔣廷錫《百種牡丹譜》真實的市場反映。為什么這件作品價格會那么高?單純因為是寫真傳世之作?

　　蔣廷錫 《百種牡丹譜》

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聶崇正介紹，這件作品有可能是代筆之作，不過這顯然并怎么不影響該作的價值。蔣廷錫是詞臣畫家，所謂詞臣畫家是指本身是高官，業余時間作畫。聶崇正說：“由于蔣廷錫的雙重身份，既是一位權重的高官，又是一個出色的畫家，所以他的作品被收藏家們喜愛和重視。蔣廷錫在繪畫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論者對此多有佳評‘以逸筆寫生，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敷色，或暈墨，一幅中，恒間出之，而自然洽合，風神生動，意度軒舉。點綴坡石水口，無不超脫，擬其所至，直奪元人之席。士尚筆墨者，多奉為楷模。’(清代佚名《讀畫輯略》)” 聶崇正認為，正因為蔣廷錫在繪畫上頗有些名氣，又因為他身居高位，忙于公務，作畫的時間有限，所以以他數量較多的署名畫幅中，就有不少的代筆或偽作。該作畫幅工整細致，色彩漂亮協調，頗有清初惲壽平的韻味，圖冊下的末頁左邊沿有署款：“臣蔣廷錫恭畫”，下鈐“臣廷錫”印一方。聶崇正說：“從此圖冊的繪畫風格來看，有可能屬于代筆畫。代筆畫是被原畫家所認可、認同的繪畫作品，幾乎可以等同為原作。”

蔣廷錫的《百種牡丹譜》看似一枝獨秀，實則順應了近年來藝術市場發展的規律，這里不僅僅是收藏一件寫真之作，而是能夠把古人對牡丹精細、極致的審美體現出來，詩文配以圖片，將審美趣味和牡丹種類詳加論述，最終呈現出一種生活化的美學經驗，這與近年“插花文化”和古代花器等市場需求緊密相關。

國色擔當：富麗的牡丹

陶靜說：“牡丹是榮華富貴、繁榮昌盛的象征，一直深受中國宮廷的喜愛。不僅在御花園中種植有各色名貴的牡丹，牡丹題材在宮廷繪畫中也十分常見。就清代宮廷來說，作為宮廷繪畫的最后一個高峰時期，清宮牡丹畫在宮廷繪畫中也具有代表性。清代宮廷繪制牡丹的不僅有帝后、宮廷職業畫家，也有詞臣，他們描繪的牡丹不僅包括寫實自宮廷中培植的珍品，也有抒情寫意之作，或工筆重彩、華貴富麗，或水墨淡色、清雅脫俗。”蔣廷錫的《百種牡丹譜》代表了宮廷趣味，近現代名家中張大千、于非闇、謝稚柳、陸抑非等人延續了牡丹妍美的創作方式，精工富麗。

張大千的清麗畫風

牡丹并不是張大千的常見題材，不過這并不影響其在藝術市場上取得高價。張大千1948年的作品《佛頭青牡丹》在2013年香港蘇富比春拍中以2924萬港元高價成交，基本占據了歷代牡丹繪畫的第二高價。張大千1949年的作品《紫牡丹圖》在朵云軒2016年春拍中拍得437萬元高價。張大千的牡丹題材作品相較于其人物和山水價位較低，而且他選擇的牡丹都比較特別，屬于牡丹中相對較少的品種，在青、紫等牡丹的顏色中，更多地呈現個人創作的想法。比如在《紫牡丹圖》的題跋中，張大千說：“金城四月春如海，潑墨爭看第一花。皋蘭雷壇道觀牡丹百數十叢，率多名種，潑墨紫推為第一。晚春初夏，萬萼婆娑，瑩倚爭發，初日微烘，露華未墜，秾姿半睥，寶馬香車，士女如云，驚賞留戀，抵暮不去。”潑墨紫是張大千喜歡的牡丹種類，他在一開始選材上就避開了俗麗之作，使得他的牡丹獨具風情。

　　張大千 《華山秋牡丹》

陸抑非曾追隨張大千習畫，他常將牡丹與孔雀等名禽繪于一圖，比如陸抑非的《孔雀牡丹》在中貿圣佳2011年春拍中拍得448萬元高價，不過其大部分作品市場價位在每平方尺5萬元左右。2016年春拍，陸抑非的另外一件《孔雀牡丹》在中國嘉德以41.4萬元成交，題跋云：“紅樓紫蓋層層艷，富貴精神仙一般。”陸抑非的牡丹題材雖多，但是用色、構圖等方面偏于傳統，顏色艷麗，習畫未得大千神髓。

于非闇的家國情懷

于非闇的牡丹繪畫工麗清雅，其精品之作價位相對穩定，在2011年至2013年市場行情較好的時候，他的作品市場價位較高，不過近兩年雖然市場低迷，于非闇的精品依然在市場上表現良好，這反映出工筆精細之作的部分市場特點。于非闇牡丹繪畫成交價最高的是北京翰海2011年秋拍推出的《御苑牡丹》，該作以586.5萬元成交。這件作品是于非闇在御苑中所得之景，將其贈予友人。于非闇的《牡丹》在2013年中國嘉德秋拍中拍得575萬元，該作是慶祝國慶的作品，以牡丹與國慶相連，凸顯了牡丹的國色擔當。2015年中國嘉德春拍中于非闇的《白牡丹》拍得437萬元高價，所描繪的是于非闇喜歡的御苑牡丹，題跋云：“故都牡丹，崇效寺盛名久著，稷園則以多差勝。予獨喜故內御苑牡丹，枝干瑰奇偉麗，免妄人修翦之阨，獨得天趣。此絳雪軒前所見也。甲申四月，非闇寫記。”可見于非闇的牡丹題材一直都由一種家國觀念在其中，要么慶祝國慶，要么懷念故都，這些與其創作觀念有直接的聯系。

　于非闇 《牡丹》

于非闇出身滿洲書香世家，接受了來自祖輩的熏陶，鐘情于詩文書畫。于氏對于所畫物象的認識，一方面來自得晤前人名作的學習，更多的則是來自于生活的潛移默化。釣魚、養鴿、蒔花，稱得上是北京人生活的必需品。誠如于非闇在這件《白牡丹》上所題之句，如故都賞牡丹之攻略，“崇效寺盛名久著，稷園以多差勝，御苑內瑰奇偉麗。”正是這些看似玩世不恭的閑情愛好，成就了于非闇，牡丹、家國都滲透在生活中。

謝稚柳的落墨牡丹

謝稚柳的牡丹繪畫風格多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用落墨法創作的作品。上海朵云軒2010年春拍曾推出謝稚柳落墨法的《牡丹》，該作以98.56萬元成交。上海嘉禾2013年秋拍，謝稚柳的《落墨牡丹》以414萬元高價成交。謝稚柳早年畫宗章候(陳洪綬)，后上溯北宋，傾心于“宣和體”。早在20世紀50年代的畫作中就可看出他醉心“宣和體”的畫風，但同時在畫作的題跋中也明確提出了他心儀“落墨法”久矣。其實這也正是謝稚柳關注“落墨法”的伊始。1956年，謝稚柳鑒定了由大收藏家錢鏡塘所藏的《雪竹圖》，根據此畫的運筆、運墨、藝術風格等，謝稚柳確定其為南唐徐熙真跡無疑，且為海內外孤本。此后，謝稚柳就心追手摹“落墨法”。1970年3月，謝稚柳因目疾賦閑在家，經名醫張鏡人為他治療，使眼睛有所好轉。此后，便開始了他心儀已久的“落墨法”的鉆研。

落墨法講究筆墨，注重墨法，尤其強其墨骨，濃麗的色彩只起到輔助作用。上海嘉禾推出的謝稚柳《落墨牡丹》是其創作生涯中的佳作，作品寫牡丹數朵，或競相盛開，或含苞待放，偃仰相背，富麗端莊，芳香濃郁。

謝稚柳 《牡丹湖石》

花心與文心

明清以降，文人化的牡丹繪畫愈發多樣，從“吳門四家”的文人逸氣到惲南田的精研沒骨，從“青藤白陽”的潑墨牡丹到石濤、八大的水墨寫意，文人畫范疇中牡丹繪畫也呈現出正統與野逸兩種傾向，這種傾向一直延續到近現代海派、京津派諸家的創作中。

水墨牡丹的文心

在朱萬章看來，明末“青藤白陽”二人的水墨牡丹將牡丹的形與神融為一體。徐青藤(徐渭)曾言：“牡丹為富貴花，主光彩奪目，故昔人多以鉤染烘托見長。今以潑墨為之，雖有生意，多不是此花真面目。”朱萬章認為，正是這種看似非牡丹真面目的水墨之作，超脫了牡丹固有的文化意象，清以來多有人沿用水墨法做牡丹，以水墨牡丹寫文人心境。朱萬章說：“清初，以朱聾、石濤、傅山為代表，均以水墨牡丹見稱，承繼‘青藤白陽’遺韻。清代中期，揚州畫派的花鳥畫家兼擅牡丹，鄭燮、李方膺、高鳳翰、華巖、邊壽民等均能以水墨寫意抒寫筆情墨趣，將文人題材的牡丹繪畫推向極致。”

晚清以來，文人畫整體呈現世俗化的趨向，因此在朱萬章看來，“海派蒲華、趙之謙、吳昌碩及京津畫譜的顏伯龍、金城、齊白石、于非闇等以設色牡丹知著，工筆和寫意結合，反映出近百年來受眾的審美傾向。”齊白石也有墨牡丹作品，比如齊白石的水墨《牡丹》在華藝國際2011年春拍中拍得264.5萬元，齊白石的《墨牡丹》在上海天衡2011年春拍中以253萬元成交，墨牡丹與齊白石的設色作品在價位上還是有差距的。

朱萬章補充說：“有趣的是，一般盛世多寫牡丹鸞鳳，而亂世則多寫蘭花墨竹。牡丹因其作為富貴的象征受到普羅大眾追捧的時候，往往又為很多清高的文人所不屑。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所以，在美學語境中，牡丹繪畫又常常被視為艷俗的象征。其實，這只是審美主體的偏見。因為雅與俗的劃界，題材并非主要原因，繪畫者本人的境界、藝術涵養才是決定因素。千余年來主流畫壇及嶺南畫壇的牡丹繪畫流變即可證明此點。”不過朱萬章也慨嘆，當今畫壇雖然畫牡丹者甚眾，真正能夠做到格調高雅、艷而不俗的人少之又少。

　　齊白石 《牡丹鴛鴦》

歲朝圖：牡丹與文人清供

文人畫在近現代的世俗化傾向，使得牡丹繪畫雖然在作品數量上增多，但是文化意涵趨于單一，牡丹基本上成為富貴、華美的象征，近現代鮮有畫家能把牡丹花畫出新意。不過類似于“歲朝圖”這類題材的作品，多以牡丹為畫面元素，將牡丹與文人清供聯系到一起。歲朝圖題材是中國宋代皇宮中開始興起的一個繪畫題材，采用的畫法也是寫實畫法，形象逼真，內容是以描繪冬天不易看到的花卉、樹木為主，意思是春天即將來臨，表現一種生機盎然的情趣來增加節日氣氛。但到明清時有所變化，藝術家將佛教的5件供器畫在畫中，主體還是以花卉為主，但只要旁邊有5件供器中的一件即可。歲朝清供題材源于古代文人的生活。古來眾多文人雅士將歲朝清供潑墨成圖，懸畫迎新，以祈吉祥。此類畫作自宋元興起，至清代已廣為盛行，名家高手多有應景即興之作，逐漸演變成詩、書、畫圖文并茂的典型文人畫。到了近代吳昌碩、齊白石等人筆下，《歲朝圖》才從皇宮中走向平民化，有些畫面中將鞭炮、茶壺等納入其中，均表示大年新春到的意思。

吳昌碩的《歲朝清供圖》在西泠拍賣2013年秋拍中拍得1610萬元高價，在2016年春拍中吳昌碩的另外一件《歲朝清供圖》在中國嘉德拍得1035萬元。吳昌碩常作清供圖迎歲、贈友，吳昌碩的《歲朝清供圖》既迎合市場需求帶有世俗情調，又不失文人雅興，雅俗共賞。近現代畫家中，海派藝首吳昌碩的歲朝清供題材領銜藝壇，趙之謙、王雪濤等人也有頗佳的市場表現，其市場價位也與各自的精品相當。比如王雪濤的《歲朝圖》在北京歌德2012年春拍中拍得184萬元，趙之謙的《歲朝清供圖》在北京匡時2013年春拍中拍得437萬元。海派諸家將牡丹引入到歲朝清供題材，前人的歲朝圖少有牡丹，海派創造了一種新的圖式。

　　唐云 《牡丹、書法》

齊白石的歲朝題材中基本上均包含牡丹，有些作品以牡丹為主。比如2011年春拍北京保利推出的齊白石《歲朝圖》，此作以632.5萬元成交，畫面中牡丹的畫幅占據一半，體現出齊白石繪畫的突出特點，就是在“繁”與“簡”的變理上豐富而單純，突出重點，紛而不亂。齊白石善于以意筆描繪的牡丹，用筆蒼勁老辣，敷色鮮艷沉穩、明快渾厚，取意富貴平安，用極簡練的淡墨勾勒出一壺二杯，既統一了畫面，又照顧到了主題的突出，更在視覺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齊白石1945年的一件《歲朝圖》在北京榮寶2011年秋拍中拍得1344萬元，齊白石此類作品在拍場有不俗的成績。齊白石將富有生活氣息的民間藝術情趣融進文人畫中的作品均不乏高價，早在2005年秋拍，齊白石一張3平尺的《歲朝圖》就已拍出264萬元的高價， 2010年春拍齊白石《歲朝圖》成交價已高達627.2萬元。后世藝術家中程十發、田世光等人在歲朝題材畫面元素中也多用牡丹題材，比如程十發的《歲朝圖》在上海泓盛2014年春拍中拍以138萬元成交，田世光的《歲朝清供》在華藝國際2013年秋拍中也拍得138萬元。張大千、黃賓虹等人也多有歲朝題材作品，只是畫面元素更為清雅，畫面中多有松柏、水仙、臘梅、天竹等，少有牡丹，可以說，歲朝圖這種節日題材作品反映出近現代畫家不同的審美趣味。

牡丹的老辣與秀潤

近現代諸家的牡丹繪畫風格樣貌多變，不過從表現手法來看，要么筆墨老辣，要么清雅秀潤，一流的藝術家如吳昌碩、齊白石等則能很好地結合兩者，于老辣的筆意中凸顯牡丹之秀潤。筆墨老辣是近現代繪畫的一個集體轉向，這與以金石味入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任 頤 《牡丹大吉圖》

任伯年善畫牡丹，走的還是傳統文人筆墨秀潤、設色妍麗的路子，他的《牡丹大吉圖》在中國嘉德2014年秋拍中拍得483萬元。不過任伯年的筆墨已有老辣之味，比如他的《牡丹公雞》在2011年西泠印社春拍中以494.5萬元成交。關山月的《黑牡丹》在佳士得(香港)2013年秋拍中拍得364萬港元，周彥生的《牡丹梅花》在華藝國際2007年秋拍中以176萬元成交，潘天壽的《牡丹》在北京誠軒2014年秋拍中拍得161萬元。可以說近現代花鳥名家中絕大部分都有牡丹題材作品，只是能夠兼顧老辣和秀潤者不多，很多作品也難脫俗麗之嫌，在作品收藏方面還是比較考驗人的知識積累和審美趣味的。

牡丹繪畫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近現代繪畫風格的轉向，也反映了吳昌碩、齊白石等人將俗麗的民間題材與文人清雅結合的努力，在大眾審美趨同、品位格調不高的當代藝術市場之中，如何能從牡丹繪畫這種常見題材中樹立一種新風，需要時代的推動和人們審美品位的培養。牡丹為國色，曾兼具宮廷趣味與文人意趣，當代的藝術收藏應該追尋這種文化的包容與超脫，以花心連文心，以老辣寫秀潤。

　吳昌碩 《富貴牡丹·行書七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