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門口三條二十一號魯迅故居,是魯迅先生在京的最后一處寓所，也是魯迅在京四處故居中惟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存最完整的一處遺址。

1923年10月30日，魯迅買下這個6間舊屋的小宅院，議價800元。由于原有的6間舊房十分破舊，只有翻建才能居住，為了節省開支，10月31日，魯迅親自繪制房屋改建圖3張(即現在的魯迅故居規模)， 翻建于1924年5月24日完工。由于當時魯迅的經濟十分拮據，這所房子是向老朋友齊壽山、許壽裳各借了400元買下的，這筆借款直到1926年魯迅去廈門教書時才陸續還清。

在此居住的兩年多時間里，魯迅寫出了小說集《彷徨》等大量作品，主編和指導編輯了《語絲》周刊、《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國民新報副刊》等刊物，指導成立了“未名社”、“莽原社”等青年文學團體。因此，此處也成為紀念魯迅先生的最佳場所。1949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紀念日)，魯迅故居正式開放。到了1956年，魯迅故居成為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一部分。

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為了紀念魯迅先生，北京魯迅博物館在10月19日舉辦了座談會，同時還舉辦了“含英咀華——北京魯迅博物館館藏文物精品展”。對于這位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可以說只要是上過學的人，沒有不知道他的。那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更是成為流傳千古的名言。但是，讀過魯迅作品的人，未必真正了解魯迅的生活。而這個展覽不僅展示了魯迅本人的諸多作品，還多維度地展示了“魯迅和他的時代、他的戰友、他的學生”。

魯迅先生的戰友、學生有哪些人？本期品讀所要刊發的，是新出版了《魯迅全傳》一書的張夢陽先生所寫的關于魯迅后事的文章，讀者們可以從中體會到魯迅先生葬禮的哀榮，以及他在文學界的“社交圈子”和影響力。

1 遺體停放在西式殯儀館

萬國殯儀館，是美國人開辦在上海的第一家正規殯儀館。

1925年，總部設在紐約的中華凱斯柯特公司瞄準商機，向一位旅滬德國僑民租下了位于今膠州路207號的一幢三層樓花園洋房，用于開辦萬國殯儀館。1934年，時任經理的美國人施高德將萬國殯儀館改組為獨資企業，自任老板，同時承辦“高等”華人喪事。萬國殯儀館的底層禮廳原來全為西式裝飾，內置鋼琴一架。外僑喪禮由神父或牧師主持，唱詩班在鋼琴伴奏下齊唱贊美詩《天堂再相會》，以示送魂入天堂。自施高德獨掌該館后，遇華人喪事亦允許在西式禮廳內吹打中國民樂，大做水陸道場。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被刺后，葬儀在萬國殯儀館舉行；1935年3月11日，這里曾經吊唁過自殺的一代影星阮玲玉。

魯迅先生逝世后，經馮雪峰、宋慶齡與許廣平、周建人等商量，決定出殯事宜由上海萬國殯儀館承辦。并告知這是一代文化偉人，只是群眾吊唁，瞻仰遺容，不要西式儀式。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當天下午3點，萬國殯儀館的黑色柩車開進了大陸新村。平時住戶都從后門出入，前門不常開啟。這天，前門打開了，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將魯迅的遺體用白布裹著舁下樓，鄭重地放進柩車里的西式銅棺。許廣平和海嬰母子從屋門口、樓梯上一直到前門口，悲痛地送別先生和爸爸。

魯迅先生告別了自己的書房和病榻，告別了從不釋手的書籍和畫冊，告別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愛子，以及手足之親的三弟，告別了生活三年多的大陸新村九號和溫暖的家……

內山完造等內山書店職工送的花圈，從家里移到黑色柩車頂上，蕭軍、黃源等跟車前往殯儀館。魯迅身上穿著他生前所愛穿的咖啡色舊綢袍，上面覆蓋著褐色棉被，上及胸際。在燈柱旁看到他的遺容，兩頰瘦削，雙目緊閉，濃濃的短須聳在唇上，臉上依舊透出他不屈的性格和永不休戰的英氣。靈床四周，擺放著景仰者致送的花圈、花籃，鮮花泛著沁人心脾的濃郁花香。

是夜，蕭軍、黃源、胡風、雨田、周文五位青年作家守靈。蕭軍一直跪在先生的靈前，直到夜深人靜時也不肯起來，他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魯迅先生的感謝。翌日清晨，胡風原是被安排回大陸新村看家的，卻又被叫到殯儀館來。馮雪峰告訴他，要黎烈文擔任治喪處長，他是中間人士，對付環境便利些。但胡風見到黎烈文時，向他提出此事，被黎烈文“一口拒絕了”。胡風只好當了實際上的負責人，料理事務，決定喪事程序，如群眾瞻仰遺體的時間、靈前守夜人名單等。蕭軍做了活動的總指揮，黃源和雨田、周文、孟十還等人做“靈前司事”，卻都沒有任何名義。

1936年10月21日《申報》等報刊刊登訃告：魯迅(周樹人)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病卒于上海寓所，即日移置萬國殯儀館，由20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21日上午9時至下午2時為各界人士瞻仰遺容和禮祭的時間，21日下午3時入殮，22日下午2時在虹橋萬國公墓下葬。依先生的遺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除祭奠及表示哀悼的挽辭花圈以外，謝絕一切金錢贈送，謹此訃告。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內山完造、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三。

2 靈桌上放著筆紙和墨水

魯迅先生的遺體原來停在二樓二號房間，布置得不錯，樓梯上鋪著地毯，前來悼念的人很多，但沒有一點聲響，腳步也很輕。由于人越來越多，為了便于大眾瞻仰，魯迅先生的遺體移到樓下的禮堂里。

沒有什么繁縟的裝飾，掛滿黑字白布的各式挽聯、挽詞，上面寫著沉痛的語句。門框上掛有十六位青年作家合獻的中間有五角星的軛形鮮花拱門。列有一個名單，他們是：草明、張天翼、樨公、姚克、屠琪、周文、蕭紅、路丁、華沙、胡風、契萌、歐陽山、蕭軍、奚如、周穎、聶紺弩。靈堂設在廳之西端。門首綴以鮮花和布額，以世界語文字及拉丁字書就的兩幅巨大布額懸掛在兩側；法電工人讀書班所獻的松柏牌坊，上書“失我良師”四個大字。

靈堂正面是魯迅遺像，四周堆滿花籃，中間安放著蔡元培、何香凝等各界人士獻的花圈。靈桌上另置一張小照片，這是魯迅在木刻展上與青年木刻家交談抽煙的照片，為沙飛所攝。遺像兩旁供著兩瓶鮮花，上面插著兩張紙條，寫著“魯迅老師千古，十二個青年敬獻”。下面放著一張由木刻家力群所作的木刻《魯迅像》，這是魯迅生前滿意的作品，曾介紹刊出。靈桌上放著魯迅生前用的一本稿紙，一個筆架，一瓶墨水和一支鋼筆等文具用品。

蔡元培所撰的挽聯，懸于遺體左右之壁間，聯詞是：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

來自各界的悼念者，團體或個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和穿得破舊的，成千上萬，不經邀約，不憑通知，都一個接一個地排成一長串。靜待的民眾列著隊，很有秩序地分十人一組進入院子，又從禮堂西端入口處一個側門挪進靈堂，瞻仰魯迅先生的遺容，沒有一絲混亂。由于黑紗需用量太大，幾個女子趕制黑紗圈，仍然供不應求，后來趕來吊唁的人只好僅留下簽字了。

3 “仇敵”親赴靈堂吊唁

說到魯迅和徐懋庸的關系，大概都知道魯迅那著名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公開信。魯迅在信中罵徐懋庸為“奴隸總管”，“借革命以營私”，并憤怒地說“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后給我一刀，則我對于他的憎惡，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于是，在很多人眼里， 魯迅和徐懋庸自然算是“有仇”了。

10月19日，徐懋庸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說魯迅逝世了。這對于他真是一個晴天霹靂。他的悲痛，是異于一般人，是無法表達的。他寫了一副挽聯：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徐懋庸感到，是魯迅誤會了他，在他心目中，魯迅始終是革命的朋友。他是以為有朝一日，魯迅會諒解他。但是，晚了，人死不能復生！上聯的問題，是沒法說清的了。如果還是“自問”，那么他覺得自己對魯迅確非敵人，然而現在人們的看法可難說了。至于下聯的那種遺憾，他始終是深深地感覺到的。徐懋庸流的眼淚不比其他人少，他心情是十分復雜的。

去殯儀館憑吊的人很多，徐懋庸也很想去，但有人勸告他不要去，去了恐會受到群眾的沖擊，至少是怒視的。他只好托樓下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把他的挽聯帶去。當王春翠把徐懋庸的挽聯送到治喪委員會時，大家連忙展讀，每個人顯示出不同的臉色，驚嘆、迷惑或鄙夷……

后來，徐懋庸考慮：去，固然有可能受到沖擊；不去，也會被人們認為真正是對魯迅絕情了。怎么辦呢？于是也還是“自問”，到底要不要去追悼，結果還是去了，他在先生的遺體前站了一分鐘，各種難受的目光是受到了，沖擊卻沒有。

正擔任著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總裁等職的國民黨實力派人物孔祥熙，也給魯迅送了挽聯：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

中共中央要求國民政府為魯迅先生舉行國葬，遭到國民政府的拒絕。蔣介石只是讓上海市長吳鐵城到靈堂致哀，并以他個人名義敬獻了花圈。

4 喪事受到特務監視

當時，茅盾正在家鄉浙江桐鄉烏鎮，他接到魯迅逝世的電報后，立即出發前往上海，但無奈痔瘡發作，疼痛難忍，無法行走，只得請夫人孔德沚代表他參加。

身在日本的郭沫若，雖不能親身吊唁，但卻送來了挽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送兩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時在福州的郁達夫得知魯迅逝世的消息后，連夜致電許廣平表示哀悼。第二天即從南臺趕坐赴滬的輪船，在船上作《對于魯迅死的感想》。兩天后又寫下了著名的《懷魯迅》。10月23日，郁達夫在上海《立報》上刊出了題詞：魯迅雖死，精神當與中華民族永存。

魯迅去世前幾天，《中國呼聲》的主編格萊尼契突然告訴夏衍，魯迅病情嚴重。格萊尼契是美國的一名新聞記者，他辦事細致，講話不多……他介紹到魯迅病情的時候，嗓音嘶啞，他兩眼凝視著夏衍，要夏衍把這不祥的消息告訴所有的中國革命作家。

他把“所有的”這幾個字重復了兩遍。他的心情，夏衍當然是能夠理解的。當天夏衍就去找周揚，但只有蘇靈揚一人在家；接著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為當時夏衍想只有沙汀也許能去探望魯迅。前兩天葉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許廣平的拒絕。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夏衍告訴魯迅病重，他還不相信，說不久前他在八仙橋青年會見到過先生，覺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終于到來了。兩天之后，夏衍正在吃早飯，章漢夫急匆匆地打電話給他，說魯迅在這天清晨去世了，要他立即到周揚家里去。“文委”的幾個人商量了一下，恰恰這時茅盾回烏鎮老家去了。魯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揚和夏衍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蕪代表他們去向遺體致哀。當天晚上，夏衍和章漢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喪事已由宋慶齡和沈鈞儒在主持。沙千里還告訴他們，從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后，國民黨市黨部就派了一些特務去監視魯迅的喪事。所以，他要夏衍、周揚特別保持警惕。

20日上午，沙汀到了殯儀館。胡風一見到他，頓時忘記前嫌，拉住沙汀的手便哭起來。沙汀通過胡風的手傳來的一陣顫抖，深深感到了胡風痛失恩師魯迅后的悲傷心境。

5 青年作家在獄中寫悼文

在殯儀館瞻仰遺容本來預定是一天，但是來瞻仰的人多得出乎預料，所以又延長了兩天。據統計，21日前來吊唁的人，總數不下五六千，團體增加到八十多個。可以說，魯迅的逝世，在社會上引起非常大的反響，甚至給上海監獄的難友們也帶來了極大的震驚！

一位牢獄醫務所的青年看護兵，偷偷從門洞塞給青年作家樓適夷一片上海報紙的剪報時，樓適夷一下子茫然失色，難道這又是敵人的造謠么？然而又不像，他不禁想起魯迅對自己的關懷與幫助。在樓適夷入獄后，魯迅還把樓很稚嫩的兩篇小說，介紹給美國友人伊羅生，翻譯成英文，編入題為《草鞋腳》的中國短篇小說選集里。樓適夷通過其弟弟樓煒春與魯迅取得聯系后，魯迅又應他的請求往監獄送來許多文藝理論書籍的中日譯本，特別是送來一部先生親手編校印行的青絲絨面精裝的《海上述林》。他在獄中堅持自學外語，搞些翻譯，譯稿經過同情革命的獄官傳到外面，魯迅先生看見了，主動提出，停止自己的翻譯，請《中學生》雜志刊登他的譯稿。

而受到魯迅幫助的青年，何止樓適夷一人，先生時時為被捕的青年捐助營救的費用，給家屬接濟生活，給獄中輸送書刊。也有剛從獄中出來的青年，無親無友，流浪街頭，生活無著，首先找到先生并得到無私的援手。身受其惠而終生念念不忘的，就不勝枚舉……

當樓適夷從悲痛中蘇醒過來的時候，第一個感覺，是必須采取行動。他在牢房里的黑石板上，寫了“魯迅先生逝世”六個大字，從鐵窗中舉了出去，這是難友間平時通訊的一種方法。一會兒，大家都用同樣的方法，互相傳達了這個震動心魄的消息，很快地就傳遍了整個監牢。

第二天，大家照例在院子里放風的時候，互相見面，各人臂上都已佩好一塊從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當作哀悼的喪紗，這是他們唯一能做到的對先生表示哀思的儀式，同時，也成為他們對敵的示威。每個人臉色陰沉，低著頭，默默地走著，有的人還在低低地哭泣；有的人避開看守的耳目，互相交換著低語。有幾人對樓適夷說：“你應該代表我們寫一篇悼文。”后來青年看護兵偷偷送來紙筆，樓適夷就在牢房的床板上，按照大家的囑咐寫了《深淵的哭聲》，寄給在上海的黃源，發表在《魯迅先生逝世紀念集》上。（張夢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