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安機關工作人員，某某(人名)，知道公安局為什么要找你嗎？之前我們寄發協查公文，通知你來進行到案說明，你怎么沒有出面處理……”這樣的電話，或許你也曾接到過。冒充公檢法詐騙，多被稱為“臺灣式電信詐騙”案件，由于此類案件的服務器、窩點及犯罪嫌疑人在國外，具有非接觸性和隱蔽性等特點，打擊抓捕難度不小。

近日，公安部指揮浙江等地公安機關成功破獲特大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案件， 涉及3個特大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共抓獲冒充公檢法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嫌疑人101人(大陸76人，臺灣25人)，涉及案件135起，涉案金額達2000余萬元。

“臺灣式電信詐騙”的團伙是如何構成的？詐騙窩點是如何運轉的？為何這類詐騙如此猖狂？記者采訪了辦案民警和在押的部分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

團伙如何形成？

各類團伙組成“公司”，3個月轉移窩點

在溫州市甌海區看守所，記者見到了在押的部分犯罪嫌疑人。

現年39歲的臺灣籍男子董某某，是此次專案被押解回國的一名團伙管理者，與他一起在柬埔寨窩點被抓的還有其他26名人員。作為詐騙窩點的組織管理人員，董某某不僅負責人員管理、與臺灣轉賬窩點等的聯系，同時也負責境外窩點人員的生活采購等工作。

詐騙分子往往將話務行騙窩點稱為“公司”，董某某被抓時，其所在“公司”就設在柬埔寨某地一棟三層的別墅內。

“臺灣式電信詐騙是集團化運作的犯罪產業，這樣一個‘公司’的運轉，需要多個分工明確的分團伙支撐，它們之間可能是隸屬關系，也可能為互利關系，還有可能是單項服務關系。”溫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大隊副大隊長盧立錕說，“詐騙話務窩點的實際出資人為‘金主’，通常是臺灣人，依據所騙錢款數額獲取提成；撥打電話實施詐騙的是‘話務員’，具體分為一線、二線、三線；在話務窩點負責網絡線路和設備維護的是‘鍵盤手’或稱為‘電腦手’；轉賬窩點稱為‘水房’，一般設在臺灣；提供銀行卡的人稱為‘車商’，取款人員為‘車手’……”

為逃避打擊，這種團伙過一段時間就會換人換點。“第一個窩點在金邊，從2016年3月初開始，到5月下旬結束。第二個窩點從今年6月初開始，也是在金邊，距離第一個窩點有20分鐘左右車程。”犯罪嫌疑人莊某說。

“3個月是比較劃算和安全的周期，‘公司’人員也要替換。”已經有近兩年詐騙經驗的董某某說，“除了支付房租、吃住等日常費用，還要給線路提供者、收販銀行卡的團伙等付費。一般來說，‘公司’組建的第一個月需要詐騙200萬元人民幣左右的業績，收支才能打平；第二、三個月則需要170萬元至180萬元人民幣的詐騙業績來維持收支平衡。”

窩點如何運轉？

每晚都開會總結，幾天騙不來錢要罰背“劇本”

“臺灣式電信詐騙”分工明確、流程清晰：一線話務員使用網絡電話，并根據被害人信息直接撥打電話，冒充公安機關來核實身份，告知其名下銀行卡涉嫌洗黑錢，待受害人上鉤再轉到二線話務員；二線話務員則聲稱為專案組辦案人員，告知受害人涉嫌洗錢，核實受害人的銀行卡賬號和余額；三線話務員則假冒最高檢工作人員騙取密碼，并與“水房”對接，由“水房”將受害人銀行賬戶內的錢轉走。

“我們按照北京的工作時間實施詐騙，‘公司’電腦等設備也都按北京時間進行設置。每天北京時間8點半柬埔寨時間7點半開始撥打受害人的電話，柬埔寨時間下午4點半結束。”董某某介紹。

“在話務人員實施電話詐騙前，需要有幾方面的準備工作。”辦案民警陳豐向記者介紹，“‘菜單’就是所說的‘料’，即受害者信息，一般包括受害者的姓名、性別、身份證號、具體地址，需要臺灣‘金主’提前提供給話務窩點；根據‘菜單’涉及的地域信息，話務窩點的‘鍵盤手’聯系改號平臺提供者，使得受害人手機顯示的號碼為當地公安的號碼；‘鍵盤手’還要時時與線路提供者保持聯系，保障通話質量。”

戴某某是被押解回國的一名“鍵盤手”，同時也負責做窩點詐騙人員的業績：“一線話務員能提成5%，二三線分別提取8%，車商提取15%—20%……每天晚上，窩點都會開總結會，一二三線分別召開，對于騙術比較‘高明’的錄音還會分享學習，同時也會分析沒有詐騙成功的案例；對于連續多天沒有詐騙成功的人員，還會罰背‘劇本’或者手抄。”

據犯罪嫌疑人介紹，一線人員多為大陸人員，二三線以及管理者一般都是臺灣人員。一般情況下，詐騙分子不能自己離開別墅，這是為了防止引起當地居民注意而被舉報，窩點人員需要的生活用品等由管理者代為購買。

為何猖狂難禁？

線路租借、呼叫改號、信息泄露，監管還須合力

當前境外詐騙窩點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聚人施騙”，各個分團伙通過即時聊天工具、網絡電話專用分機等工具相互溝通，導致被害人被騙時深信不疑、錢款被快速多次轉移提現，也導致警方在擴人擴線方面難以突破。但本次專案在線路商環節、改號平臺環節抓獲了嫌疑人。

胡某，從事線路出租業務，主要提供境外線路接入服務。“我手上有5條國際線路，從上家以每分鐘0.2元—0.3元的價格租入，以每分鐘0.25元—0.32元的價格租出，獲利20%左右，兩年間共賺了40余萬元。”胡某說，“這些線路多是從國外公司租來的，當這些公司租用運營商的線路出現剩余時，我們就可以轉租到。但是其源頭還在三大運營商，因為運營商通過技術改進，就可以強制顯示國際代碼或未知代碼，從而防止詐騙分子利用漏洞改號。”

胡某告訴記者，很大比例的線路提供商存在“灰線”產業，雖然不清楚買家的具體工作，但是由于買家提供的價格比正常服務高出很多，線路提供者對買家從事的活動往往心知肚明，在客觀上給詐騙行為提供了渠道。

記者了解到，被用于改變呼叫號碼的VOS軟件，具備“呼叫控制功能”，可以進行改號。被詐騙團伙利用的多是盜版版本，其獲取非常容易，而且通過認證技術可以防止對盜版軟件的攻擊，價格在幾百元不等。

此外，公民信息泄露問題值得關注。詐騙分子口中的“料”，多來源于金融、電商平臺及快遞行業，銀行流出的信息更“優質”。

公民信息屢遭泄露，線路租借監管不力，呼叫改號操作簡單，為電信詐騙提供了便利。改變這些情況，單靠公安部門的打擊遠遠不夠，更需要工信部門進一步加強監管，運營商履行職責、嚴格內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