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暇時，很喜歡讀老一輩學人留下的文字。史書大抵是概而言之，而老一輩學人的文字卻往往蘊藏著栩栩如生的歷史細節。陳岱孫先生的《往事偶記》（商務印書館2016年出版）里，有一篇文章是專門記述他的伯祖父陳寶琛的，讀了讓人如身臨其境。

陳寶琛

光緒四年（1878年），滿洲貴族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奉命出使俄國，索還為俄國侵占的伊犁。沒想到在沙俄的威脅愚弄下，崇厚未經朝廷授權，于第二年擅自與俄國簽訂《里瓦幾亞條約》。該條約規定：清國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爾果斯河以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爾巴哈臺（今新疆塔城）地區齋桑湖以東土地卻劃歸俄屬。割了地還不算，還要賠償俄國所謂“守衛”伊犁的兵費及其他款項五百萬盧布（合銀二百八十萬兩）。此條約一出，國內輿論大嘩，清政府將崇厚革職拿問，定為“斬監候”。然而，由于沙俄的外交抗議和武力恐嚇，不久，清廷居然準備將崇厚免罪開釋。聽聞此事，陳寶琛與同為“清流”的張之洞先后上疏，請求誅崇厚、毀此約。開釋旨下，陳寶琛依然上奏痛陳“在強鄰要挾下，太阿旁落，朝令夕改”，“恥辱四夷，蒙譏萬世”，要求對誤國的崇厚處以“人臣不赦之極刑”，對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王公大臣“遲延貽誤之咎”，“量以處分”。陳寶琛的上奏雖然沒有取得成效，其膽量卻令人敬佩。

皇權社會的荒唐事總是像春天的野草一茬一茬冒出來。光緒六年（1880年），慈禧派太監李三順為妹妹家送東西，違例直出午門，值班守門的護軍不肯放行。李三順回見慈禧，撒謊說他被護軍毆打。慈禧當時有病在休息，立即派人請慈安太后來寢宮，商議怎樣辦理此案，并說，不殺護軍，自己不愿再活下去。慈安下旨將此案交刑部會同內務府審辦，并面諭刑部尚書潘祖蔭，一定要殺掉護軍。此案在當時備受朝野關注，盡管大家都覺得朝廷處理不當，但無人敢在太后盛怒時進諫。有清一代的名臣、時任工部尚書的翁同龢雖在日記中說，“貂瑾之弊，往往起于刑獄，大臣無風骨，事勢漸嚴”，卻也不敢站出來說話。陳寶琛在詳細了解案情之后，上疏力爭，說如果護軍獲罪，則“此后凡遇太監出入，但據口稱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詳細盤查，以別其真偽，是有護軍與無護軍同，有門禁與無門禁同”，并引述嘉慶年間太監將盜賊延入宮內、乾隆年間太監盜竊庫銀的舊事，指出“此輩閹寺，豈盡馴良”，千萬不可開其驕橫之漸。慈禧覺得陳寶琛說得很有道理，只好給護軍減刑，并將李三順交慎刑司打三十板，了結此案。旨下，翁同龢又在日記中這樣寫，“前日庶子陳寶琛……有封事爭此”，感到自己“大臣失職”，“既憾且愧”。

陳寶琛的這幾次上疏，都是直接針對皇家人的錯誤決定而做出的。有清一代，誅殺讀書人與言事大臣是家常便飯，作為一個已在京城為官十余年的人，陳寶琛不可能不明白對朝政說是論非的風險。然而，為了維護皇朝起碼的政治秩序與一個社會的道統，他放下了個人的得失之慮，選擇了直言相諫。

皇權時代，做官被視為光宗耀祖的極致，陳寶琛自然也在乎職位，但他堅持一點：不搞歪門邪道。宣統三年（1911年）六月，陳寶琛被補授為山西巡撫。清代的巡撫是一個很有油水的崗位，一年得二三十萬兩白銀的賄賂易如反掌。當時，慶親王奕劻擔任首席軍機大臣，在朝廷呼風喚雨。外放的大員除了奏謝簡授外，都得去拜謁軍機大臣。奕劻貪財是出了名的，有人事先提醒陳寶?。喊菀姂c親王，須備一份厚禮。陳寶琛不聽。奕劻果然非常不高興。權勢人物不高興，后果自然很嚴重。在一次討論為小皇帝配備老師的會議上，他極力“推舉”陳寶琛擔任，并建議改派陸鐘琦任山西巡撫。于是，陳寶琛被任命為山西巡撫不足一個月就被開去職位，改任毓慶宮授讀。陳寶琛一點也不在乎，他的“帝師”一做就是二十年，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溥儀不顧他的勸阻，執意當日本人的傀儡，他才離開。

陳寶琛出身于一個士大夫世家，先輩都是讀書入仕，其曾祖父做過刑部尚書，祖父當過云南布政使，父親擔任過刑部主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儒者精神，無時不在激勵他做一個有操守、有擔當的官員。做閑職時敢于進諫，做地方實權派時不屑于以金錢保官，都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陳寶琛在政治上是一個典型的“老古董”，民國建立之后，他曾對人說：“民國不過幾年，早已天怒人怨，國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澤，人心思清，終必天與人歸。”甚至到了清朝被推翻二十年后，還希望溥儀有機會復辟。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操守上，卻不乏可圈可點之處。本版供圖：葛云天

(作者為湖南科技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