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博物館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建于1926年，以收藏和展出東方文物與藝術品著稱，對中國史前文化藝術品的收藏在世界上尤為著名，其第一任館長是“仰韶文化之父”瑞典人約翰·古納·安特生。除了安特生，東亞博物館其他歷任館長和不少研究員都對中國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研究有很深的造詣。比如第二任館長高本漢是漢學家，研究員喜仁龍曾先后5次訪問中國。其中王儲古斯塔夫·阿道夫（即日后的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鐵路工程師奧瓦爾·卡爾貝克（1879-1967）都對豐富館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瑞典東亞博物館或許將被關停或合并，這對于東亞文化藝術研究有什么影響呢？記者電話采訪了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邵彥。

這是瑞典經濟環境所迫

瑞典東亞博物館與中華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它的收藏匯集了有關中國、日本、印度和東南亞的考古、古典藝術、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藏品，藏品共10萬件，其中90%是中國文物和藝術品，在西方排名第三（考古）、第四（藝術）。它的歷任館長中包括考古學家安特生和漢學家高本漢。瑞典民間已經發起了一場拯救東亞博物館的行動，在中國國內文化藝術研究領域，除了對此的呼應，還有著怎樣的聲音呢？

邵彥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和立場，“當然，我們都希望保留東亞博物館。但是問題的根子不在這里，而在于博物館的經費不足，進一步說歐洲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富有了。博物館被關停或者合并，并不是瑞典方面不重視東亞文化或者對非西方文化有什么歧視，實際上就是無財力維持。簽名、呼吁或者請愿，這是大家的民主權利。但是，我覺得不會有什么作用，因為錢的問題無法解決。瑞典是酷寒之地，博物館要運營下去，經費開支非常龐大，如暖氣費、人力勞務費，以及展品的保存、科研，每天花費巨大，但是人流量不會大，如果關停或合并一些非主流文化的博物館，采用比較省錢一點兒的辦法，這也是無奈之舉。我們能干預瑞典政府的預算嗎？或者通過民間資金補齊缺口嗎？如果不能，即便通過請愿暫緩關閉或者合并，等支撐不下去，恐怕結果還是一樣。”

那么，如今對于東亞文化藝術及其研究的地位，關停或者合并會是一個警惕性的事件嗎？邵彥說，“我不覺得需要那么緊張。西方的漢學興起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漢學是西方國家了解當時中國的很重要的渠道。西方花那么多的人力財力來收集研究中國文化，肯定有他們的立場和需求。然而，現在的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現代化國家。西方要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以及中國人的思維，有很多種途徑，漢學研究只是其中之一；漢學本身也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和路徑，不會完全系于一個博物館。”她還提到：“對歐洲人來說，東亞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種，倘若接下來合并成一個世界文化的博物館，瑞典政府的思路也可以理解。我們不用覺得東亞這塊要合并了就不爽，不知道與民族博物館及地中海博物館兩塊文化相關的研究領域有何反應，或許比我們叫喚得還要響。”

如何應對經濟收縮對學術研究的影響

瑞典東亞博物館面臨被關停或合并的命運，無疑對于東亞文化藝術研究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如何降低或者轉換經濟收縮給學術研究帶來的影響呢？

邵彥說，“其實東亞博物館藏品的公布和研究方面，之前國內得到的信息也不多。這個事件不管結果如何，倒是引起中國人對它的關注，也是壞事變好事。不論關停還是合并，只要新館態度開放，愿意公布藏品或者公開研究信息，經過資源整理向全世界開放，同樣可以提供研究，所以也不需要存在異議。”她進一步提出：“更重要的是想辦法讓這些藏品為公眾、為學術服務，比如說中瑞合作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出版、建立網絡數據庫、辦特展，甚至請到中國來展出，等等。通過這些工作可以抵消由于西方經濟收縮給學術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她接著說：“也許我們的學者可以向中國政府或私企呼吁建立一個海外中國學或者中國文化藝術研究基金會來支持面臨困難的海外博物館研究或運營，就像辦孔子學院那樣，用這種方式經濟支持，進入到西方已有的中國學的架構，能起到孔子學院起不到的作用，這倒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長久的辦法。”她還提到：“具體到博物館關停并轉造成的專家資源（研究員崗位）流失，也可以考慮設立中資基金特別資助的研究員或策展人和訪問學者職位。這些年韓國政府和財團在西方博物館就有這樣的做法，比如我擔任過訪問學者的大都會博物館東亞部，就有韓資設立的策展人和訪問學者職位。有策展人在那里工作，就會爭取讓博物館日常購買中包括一些韓國藝術品，并吸引捐助人的興趣。訪問學者則幫助策展人整理、研究藏品以及籌備展覽。這些財力投入其實不多，但是對于提升韓國傳統文化在館內的地位，擴大其影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些做法是很值得中國借鑒的。”

她還提到，“我們要深化學習認識‘一帶一路’構想，作為大國國民，我們也要有全局的胸懷和眼光。現在中國已經重新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心，‘一帶一路’更是重塑世界格局的大手筆，會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中國帶來長遠的利益，那么慢慢地，歐洲尤其是北歐可能會相對邊緣化。像瑞典，諾基亞不行了，沃爾沃也賣給中國民企了，政府的稅收可能會減少。它的政府也要適應過緊日子的新生活，做出一些調整，這個是很正常的，而且類似的事情以后恐怕還會有。西方私人收藏的藝術品回流中國，我們就很高興，公立收藏要關停我們就不開心，其實兩者之間是有關聯的，都反映了一個大的趨勢。我們能做的，不是阻止這個趨勢，而是想辦法把變化中的消極影響減小，把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銜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