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近幾年我國頻發的霧霾污染與長期以來粗放式經濟增長的諸多弊端不斷累積息息相關,霧霾污染背后的本質還是經濟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升,經濟活動強度顯著增加,比如家庭汽車擁有量、交通物流運輸量、住宅商用建筑開工量等等都有急速的增長,而由于環境排放標準沒有相應提高或執行不力,導致我國包括霧霾在內的環境污染排放急劇增加。隨著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有效治理霧霾污染已刻不容緩。從供給側視角緊扣經濟增長的要素和創新驅動兩類模式來探討我國霧霾治理的應對之策,將帶來對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全新認知。

霧霾污染與經濟增長及供給側投入的關系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揭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污染程度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即兩者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根據筆者估算,我國絕大多數城市的霧霾污染都處于倒U曲線的左側,且離13.4萬元人均GDP水平的拐點還有相當距離。比如典型的重化工業城市邯鄲市和唐山市,2013年年均PM2.5濃度高達139和115微克/立方米,人均GDP分別只有3.08和8.29萬元,但它們的重工業產值比重都超過了70%,整個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顯示霧霾污染與由工業結構和重工業比重所刻劃的經濟發展階段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經濟增長核算揭示,供給側的資本、能源和勞動三大要素對我國GDP增長的平均貢獻度由大到小依次為47.5%、11.1%和9.1%,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為32.3%,表明我國仍處于要素驅動的粗放式增長階段。從要素種類和地區差異來看,京津冀地區資本對GDP的貢獻最高(48.9%),珠三角次之(41.2%),長三角最后(38%),且都高于其他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能源要素對GDP貢獻的地區排序由高到低為京津冀(17.8%)、長三角(12.1%)和珠三角(4.6%);勞動貢獻的地區排序為長三角(15.7%)、珠三角(4.6%)和京津冀(3.6%)。而全要素生產率的產出貢獻排序為珠三角地區最高,達到了41.4%,長三角次之(34.2%),京津冀地區最低,只有29.7%,這顯示出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與經濟發展階段之間的負相關關系。

進一步聯立產出和排放兩個方程可以計算得到我國供給側的要素投入對霧霾污染的貢獻度。全國層面看,資本、能源和勞動要素對PM2.5排放的平均貢獻度分別為69.4%、16.1%和13.2%。三大區域中,資本要素對霧霾的貢獻也都是最大,其中京津冀地區高達71.4%,珠三角和長三角以60.2%和55.5%位列其后。京津冀地區能源要素對霧霾的貢獻位列第二,達到25.4%,勞動要素最低,只有5.3%。不過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勞動要素的霧霾污染貢獻則躍居第二,達到23.9%和21.8%,而能源要素的貢獻則位列最后,長三角地區為18.3%,珠三角地區只有7.8%。這些估算為我們從供給側視角來探討我國霧霾治理的應對之策提供了實證基礎。

如何通過經濟增長的供給側改革來推動霧霾治理

庫茲涅茨曲線和經濟增長核算的聯立分析,揭示了我國供給側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和霧霾污染之間的緊密關系,下面我們分別從供給側的三種主要投入要素資本、勞動和能源以及全要素生產率視角來探討霧霾治理的供給側改革之策。

轉變投資驅動型增長方式,不斷優化投資結構和工業結構。如上所研究,資本要素不僅對GDP產出,而且對霧霾污染都有著最大的貢獻,如何從資本投入的視角來進行改革以促進霧霾治理呢?首先是轉變我國傳統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方式,不斷降低資本對增長進而污染的拉動作用。大量投資造成地方經濟增長對投資的進一步依賴,不僅導致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而且較低的環境標準不可避免導致環境惡化。彈性測算發現,我國資本要素每降低1個百分點,全國層面霧霾污染平均將降低0.13個百分點,從三大區域來看,京津冀霧霾降幅最大,達到0.3個百分點,長三角和珠三角次之,分別降低0.11和0.07個百分點。其次,改變重化工業化的傳統工業化路徑。根據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我們計算了31個省市自治區重化工業行業資本存量占全部行業資本存量的比重,發現即使排名最低的廣東省都高達59%,而山西、內蒙古、河北和山東則高達93%、91%、89%和77%。可見,資本在重化工行業的高度集聚是導致資本要素成為霧霾污染最大貢獻者的主要原因,今天霧霾污染的大面積爆發與本世紀以來我國的快速重化工業化緊密相關。

適當降低人口城鎮化速度,有效治理城市環境病,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勞動要素對我國的霧霾污染也有著較大貢獻,而且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勞動要素的霧霾貢獻超過了能源投入。勞動要素的霧霾貢獻背后反映的是我國人口城鎮化進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國際經驗表明,城鎮化加速階段往往伴隨著快速工業化和環境污染的加劇。我國人口城鎮化率在上世紀80年代初達到20%,開始進入城鎮化加速階段,此后快速增加,2013年已達到53.7%。過快增長的城鎮化進程不可避免導致包括霧霾污染加劇在內的城市病的產生,因此適度降低人口城鎮化率,將是從勞動要素角度降低我國霧霾污染的重要手段。我們的彈性測算顯示,勞動投入每減少1個百分點,全國層面霧霾污染將降低0.07個百分點,京津冀地區的降幅最大,達到0.15個百分點,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降幅依次為0.06和0.04個百分點。同時,需要有效治理人口過度集中所帶來的城市環境病。比如城鎮化進程中基礎設施大量建設帶來的熱島效應或溫室效應、城市汽車擁有量激增帶來的汽車尾氣污染、工業化主導城鎮化導致的城市工業比重居高不下等等。

轉變能源驅動式增長方式,降低煤耗總量,優化能源結構。環境問題的本質也是能源問題。上述排放核算已經指出,從全國層面和污染嚴重的京津冀地區來看,能源要素都是僅次于資本投入的第二大霧霾排放貢獻源,只是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由于人口城鎮化的更快進程而讓位于勞動要素。本世紀初以來的重化工業化進程也表明,我國在從世界第六大經濟體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也于2009年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于2013年成為了世界上霧霾污染最嚴重的地區。因此,轉變這種以化石能源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必將成為降低我國環境污染的有力手段。彈性分析顯示,能源投入每降低1個百分點,全國層面的PM2.5平均將降低0.08個百分點,而京津冀地區的PM2.5降速更多,達到0.19個百分點,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其次,分別為0.07和0.04個百分點。其次,切實降低煤炭消耗總量,盡快提升能源結構,可從根本上降低我國的霧霾污染程度。我國的霧霾污染與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結構有著非常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必須從減煤優能的供給側角度來進行改革以從根本上治理霧霾污染。

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減排技術,不斷提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霧霾排放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有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彈性分析表明,全要素生產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在全國層面可以平均降低PM2.5濃度0.29個百分點,對京津冀地區PM2.5濃度的降幅更大,達到0.32個百分點,對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霧霾降幅其次,分別為0.27和0.20個百分點。那么如何提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呢?首先是改革能源價格形成機制,發展能源要素市場,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化石能源消耗的背后,是能源價格體制的長期扭曲,因此需要加快仍然沒有放開或理順的能源產品價格改革,合理征收能源稅或資源稅,讓能源要素市場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功能,逼迫高耗能企業通過技術改造等手段節能降耗,提高能源效率。其次,改革環境稅制,提高環境標準,發展減排技術。傳統行政命令式的環境政策只在短期有效,比如通過企業停限產、工地停工、汽車限行來實現APEC藍。從長期來看,應執行基于市場機制的污染排放稅或霧霾污染排放權交易等政策,提高排放標準,把污染的社會成本內化到企業的生產成本中,迫使企業加快科技研發和技術改造,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大力發展減排技術。最后,通過結構調整優化供給側要素投入效率,全面提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經濟結構的不同決定著發展方式的高低,通過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引領資本、勞動和能源要素不斷配置到效率更高、技術更先進的先進制造業、節能環保產業和高端服務業領域,從而全面提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比如以計算機、電子與通信設備制造業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產業就能夠發揮綠色發展加速器、產業升級助推器和發展方式轉換器的作用,該行業不僅成長最快,全要素生產率最高,而且能源和排放強度最低。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