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利馬１１月１９日電通訊：當中國文化的使者，一輩子太短——兩個秘魯漢學家的中國情緣

新華社記者趙暉　肖春飛　申宏

秘魯漢學界有一對相差２７歲的忘年交。他們都是當地知名的中國通，一個出版了２５本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籍、參演了２５部中國電影，另一個是秘魯外交部認證的官方翻譯，精心翻譯推廣儒家著作。

他們原本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因愛上中國文化而交匯在一起。他們都趕上了中秘關系越走越近的好時代，同時也是這個好時代的見證者和推動者。

現在我是誰？

１９８３年，當５４歲的吉葉墨和２７歲的阿萊薩在南京大學相遇時，他們是這所大學，也是南京城里僅有的兩名秘魯人。

那時，吉葉墨已在南京大學任教４年。１９７９年，還在秘魯國立圣馬爾科斯大學擔任文學和語言學教授的他，接受中國政府邀請，來到南京大學，為該校的西語教師開設語法、宗教、希臘神話等課程。

阿萊薩則是初來乍到，在地質系攻讀學士學位。此前，他跟隨擔任外交官的父親兩度來到中國，斷斷續續待了４年，還在北京語言學院拿到了漢語學士學位。

年過五旬、一句中文不會說的吉葉墨與年輕的阿萊薩相比，決定來中國授課需要更大的勇氣。“直到現在，我也想不明白自己當初為何那么快就答應下來。也許是上天的旨意吧。”他感慨道。

中國人的真誠與好客讓吉葉墨很快打消了顧慮。“我剛到中國的時候，為了照顧我的生活，學校給我派了司機，我的學生輪流邀請我去他們家做客、吃飯，接觸到的中國人也都很友善，總是笑瞇瞇的，”他回憶道。

意料不到的驚喜還在后面。上世紀８０年代，擺脫十年浩劫的中國電影迎來全面復蘇。一些新開拍的電影需要外國演員，但是當時國門初開，不太容易找到。

峨眉電影制片廠籌拍一部講述中國女擊劍運動員的電影，需要找一名外國人士出演國際劍聯主席。聽說南京大學有一位外國人，制片廠的工作人員專程找到吉葉墨。

這次出演之后，吉葉墨的銀幕之路一發不可收拾。２０多年間，他先后參演了２５部中國電影，其中包括《重慶談判》《大決戰》《毛澤東和斯諾》等國人耳熟能詳的電影。出演《大決戰》里的司徒雷登時，由于相貌與司徒雷登驚人相似，吉葉墨幾乎不用化妝便可直接拍攝。

２００５年，吉葉墨出版了一本自傳圖集，收錄自己參與拍攝２５部中國電影的劇照，取名為《現在我是誰？》。

在影片里，吉葉墨扮演著不同角色，在現實中，吉葉墨也有多種身份：教授、演員、翻譯家、作家等，但他最喜歡的一個身份還是漢學家。

中國文化的使者

“歡迎來到中國城。”在位于利馬的家中，８７歲高齡的吉葉墨日前向記者展示他旅居中國２０多年的收獲：中國字畫、工藝品、書籍，還有他翻譯的唐詩。

吉葉墨翻譯唐詩始于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當時，他從南京大學轉到對外經貿大學教書，住在北京北三環大鐘寺附近一家賓館。賓館門衛經常和他聊天，有天隨手送給他一本《唐詩一百首》。

沒想到這不經意的一送，“送”出了一個漢學家。當時吉葉墨在自學中文，口語進步很快，但讀寫還是困難，一首２０個字的唐詩，他只認得七八個字。但唐詩這種形式讓吉葉墨很好奇，中國古代文人如何能把千言萬語濃縮為短短幾行字。

他開始拿著各種字典尋找答案。花了３天功夫，他讀懂了第一首唐詩，同時也被詩里傳遞出來的濃厚人文情懷所感動。

隨后，吉葉墨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將唐詩翻譯成自己的母語西班牙語。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和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他用了整整９年時間，翻譯了９本唐詩集，成為拉美國家翻譯唐詩最多的漢學家之一。

除唐詩外，吉葉墨也翻譯了很多中國民間故事、諺語、成語和歇后語等。他還把自己在中國的見聞和感悟寫成一本書——《來自中國的報道》，希望為西語讀者打開一扇了解中國的窗戶。

同樣希望開啟這扇窗戶的，還有阿萊薩。１９７３年，１７歲的他跟隨父親去往中國之前，父親特意去書店給他買了一本中文教材，希望他能學一些“據說沒有人能學得會”的東方語言。

如今，６０歲的阿萊薩已是秘魯外交部認證的官方中文翻譯。他與別人合作翻譯出版了《大學》《中庸》《道德經》等中國古代經典著作，另一本儒家經典《論語》的翻譯工作也已完成。

阿萊薩告訴記者，地質研究是他從小到大的理想，學習漢語則是為了證明“也有人能學會漢語”。回到秘魯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到漢語教學和傳播中國文化上，地質研究反倒成了閑暇時的消遣。

來生愿為中國人

１９９２年，阿萊薩開始在秘魯天主教大學的東方研究中心講授中國文化課程，課堂上經常座無虛席。最多一次，教室里擠進了１００多名學生，聽他講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講解老子、孔子對于人生的思考。

２００２年，吉葉墨返回秘魯后，和阿萊薩成為了東方研究中心的同事。在他們的啟蒙下，不少秘魯學生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人生軌跡由此改變。

瑪麗亞·恰就是其中之一。２００２年進入秘魯天主教大學學習新聞的她，不僅聽過阿萊薩和吉葉墨的中國文化課，而且還專門采訪過他們。

２００７年，瑪麗亞爭取到去北京大學做交換生的機會。她欣喜若狂，因為終于可以親眼看看兩位老師描述中的“古老而又現代”的中國。如今，瑪麗亞已經扎根中國，和兄弟一起在三里屯開了北京第一家秘魯餐廳。

阿萊薩最近一次回中國已經是１０年前了。２００６年，他辭去在秘魯天主教大學的教職，開始做起全職中西翻譯。得益于中秘多層次、寬領域合作的日益深化，需要翻譯的官方材料數量急劇增長，他的生意也紅火得不得了。

在記者采訪的短短一個小時內，他便接到２個送件電話，請求筆譯。“我在１９９９年成為秘魯外交部授權的官方翻譯，但那時沒有太多需求，即便到了２００６年，平均一年翻譯的文件數量也不超過５０件。但之后越來越多，到了２０１５年，我經手翻譯的文件數量超過１０００件。”阿萊薩說。

與阿萊薩不同，吉葉墨經常要回中國小住，除了為收集寫書材料，也是因為“不在中國，我就會想‘家’”。

最近兩三年，年事漸高的吉葉墨不得不放棄遠行計劃，但他與中國的聯系無法割舍。他在采訪時高興地說，幾天后有一個官方組織的中秘文化交流活動，他將現場朗誦最喜歡的李白的詩。

“如果有來生，我希望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從小學中文，一輩子研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然后將我所知所學傳播給更多熱愛中國文化的人。”吉葉墨對中國文化的癡迷溢于言表。

說起快速發展的中秘關系，阿萊薩說，秘魯想在雙邊合作中獲得更多發展機會，應該更多地去了解中國，不僅學習語言，更要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從根上去尋找中秘兩種文明的互通點。

“相信不久的將來，秘魯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通，而中國也會有更多的秘魯通。”阿萊薩憧憬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