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讓童工回到學校，不只是讓他們上得起學，而是其上學所付出的成本，將來有可能得到應有的回報。

常熟童工事件被披露后，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和一致譴責。

人們很自然地認為這些童工是因為家里貧困上不起學，被中介賣給黑心老板。可是，臥底的拍客發現，這些孩子外出打工，并非因為家里貧困上不起學，而是覺得讀書無用，“出來打工既能賺錢，又可以被村里的同齡人‘羨慕’，盡管很累，但出來也不想回去了”。

這一解釋超出了很多人的固定思維，人們往往盡可能悲慘的去想像這些孩子的際遇。然而，這些孩子并非因為窮才走上這條路。他們有銀行卡、有手機，甚至有電腦，穿著也不差。他們的家庭只靠種地一年也能有上萬的收入，更何況現在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上學花費很少，讀書根本不是問題。

問題是，他們不想讀，認為讀書無用，當地一些上了大學卻沒有找到好工作的個案，也加深了這一認知。臥底的拍客還提到，在這些童工的家鄉，初一有500名學生，到了初三只剩300人。可以想見，進入高中階段，會有更多的孩子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而輟學，并去發達地區打工。

可以說，童工問題只是“讀書無用論”在這些偏遠山區功利而又殘酷的選擇的結果。我們固然要譴責中介、工廠的黑心，政府的監管無力，也哀其父母的無知。但更要看到，這種選擇不是極度貧困的結果，而是改變相對貧困而采取的一種短視卻又無奈的行為。

即這些孩子的父母或其本人并非貧困到必須通過打工才能生活，而是他們顯然不相信“讀書改變命運”。在教育資源不均衡，社會資源分配不公、階層日益固化的趨勢下，他們深知有背影拼不過有背景，有身份證的拼不過有身份的。

“讀書無用論”的前提，是將讀書與找工作賺錢聯系起來，將讀書進行投資——收益分析，這并沒什么錯。換位思考，一個貧困家庭供一個孩子讀大學，當然希望孩子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如果“畢業即失業”，就是投資不能產生預期收益，這對投資行為是一種負激勵，我們完全能理解貧寒家庭對這種失敗的“難以承受之重”。

所以，讓童工回到學校，如今而言，不只是讓他們上得起學，而是其上學所付出的成本，將來有可能得到應有的回報。如果“寒門難出貴子”，就會打擊他們讀書的積極性，如此，“常熟童工”只會越來越多。因而，增加社會公平，是阻斷社會底層向更低的層級下滑的重要托力。

有研究表明，接受更多教育，積累更多人力資本的人，總體上要比接受更少教育的人獲得更多收入。對于底層社會的孩子來說，讀書、高考仍然是改變命運的不二法門。而且，讀書并不只是單純的物質上的投資收益，還有更寬泛的價值和意義。一個社會不應該消耗、抹殺掉讀書的希望，一些貧困地區急于改變命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們的宣傳不應該缺失，更不應該誤導。

□廖保平(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