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國家為何沒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劉偉

很多國家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危機，深層次的原因歸結起來就是制度創新的落后。特別是，經濟制度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處理好。該政府做的事缺位，如宏觀經濟的主導、長遠發展的目標設定、產業結構的戰略規劃等。不該做的，政府卻過多直接干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同時，社會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法治化進程落后，對政府權力缺少民主監督和法治約束。這就導致對私權、對市場主體的權利，沒有尊重，缺少保護；對政府手中的公共權力，缺少規范，沒有約束

思想者小傳

劉偉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組召集人，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中的轉軌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業結構演變理論以及經濟增長和企業產權等問題。發表學術論文逾200篇，出版學術著作數十部。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1994年、1996年）”，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經濟學一等獎（第六屆）、二等獎（第二屆、第三屆）等。

今天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制度創新這一話題，談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現在為什么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個問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第三個問題是，怎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面臨新的機遇和現實挑戰

現在為什么需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想主要是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特殊階段的歷史需要；二是我國現階段經濟失衡的特殊性，克服這種失衡需要一個特殊渠道。

那么，我國經濟發展到了怎樣的歷史階段？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平均增長速度在9%以上。持續的高速增長，使國家的經濟基礎、經濟規模發生巨大變化。到2015年年末，我國　GDP　總量達到67.7萬億元，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了將近29倍，從占全球GDP的1.8%上升到13%左右。到2009年，按照匯率折算，我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人均GDP水平來看，2015年年末我國人均GDP達到49000多元，保持了持續30多年平均8.5%左右的增速。在此期間，我國人口增長了41%以上。這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把49000元折算成美元，就是7800元，大概為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新歷史階段，又會帶來哪些新變化呢？

首先說機遇。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高收入國家大概有70個左右，主要是發達國家，也有十幾個發展中國家。他們從上中等收入階段邁進高收入階段，平均用了12年零4個月的時間。其中，20個人口大國平均花了11年零9個月的時間。大國進入這個階段，通常比小國快一點，這是大國的優勢。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按照這個歷史規律，給10年時間，能不能實現這個跨越，即從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為起點，到2020年邁進高收入階段呢？應該是差不多的。這不是我個人的假設，而是約70個高收入國家的歷史經驗總結。它們大體把握住了這個機會，用十一二年躍過了“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我國GDP總量為40多萬億元；到2020年翻一番，即約為90萬億元，相當于17萬億美元，這大致相當于美國現在的水平。也就是說，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可以趕上美國現在的規模。如果有這個基礎，2030年我國經濟總量就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再往下，就是到本世紀中葉，即到“第二個百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人均GDP趕上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再來看挑戰。現在最現實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國際社會，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但沒有跨越過去，而且相當一部分還深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拉美國家。上世紀70年代，一些拉美國家達到上中等收入階段，但直到40年后的今天它們依然沒有實現跨越。所以，人們也將“中等收入陷阱”稱之為“拉美漩渦”“拉美陷阱”。

在日本、韓國以及我國香港、臺灣地區經濟起飛之后，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作為亞洲的“第二梯隊”也實現了快速發展。上世紀80年代，它們達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但是，現在30多年過去了，它們還是沒有實現跨越。非但如此，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打擊下，這些國家的經濟大規模倒退，被人形容為“東亞泡沫”現象。

到上世紀90年代，西亞北非的一些國家，如敘利亞、利比亞、埃及、也門等，經濟也達到了上中等收入國家。它們的石油、礦山、外來資本很多。但20多年了，它們也沒有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不僅如此，現在西亞、北非的動蕩，什么時候能夠結束，還看不到一個時間表。

傳統要素成本大幅上升逼迫向“效率和創新”要動力

很多國家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本在于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后，相關國家會發生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條件的變化。

僅就經濟來說，突出的變化有兩個方面：一個在需求側，一個在供給側。

需求側。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不論是投資、出口、還是消費，大多會從增長強勁逆轉為需求疲軟。在我國，還要考慮到一定的體制背景。上世紀60年代，我國經濟長期落后，供給不足。從體制上說，計劃體制有諸多弊端，但也無心插柳柳成蔭，為改革提供了一個遺產，即制造了短缺。很長一段時間，發達國家的企業家是羨慕貧困國家企業家的。因為這些企業家在短缺背景下，相較而言不用考慮銷路，而只需考慮生產就行。

我們當然不希望短缺，但短缺帶來的客觀結果是激活了高速增長、創造了市場需求。然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短缺局面在上世紀90年代基本上得到克服。所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引發了一輪產能過剩。進入新世紀，特別是2010年前后，我國產能過剩的矛盾，開始從一般的工業消費品深入到工業投資品。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問題就更加顯現出來。

供給側。過去，我國供給側的核心競爭力是要素成本低、勞動力便宜、原材料便宜、環境便宜、技術進步便宜。同時，模仿是各種技術進步中代價最低的。如果法律制度、產權制度不十分嚴格的話，模仿也是最經濟的。但現在，上述幾大要素都發生了變化?！叭丝诩t利”的窗口逐漸關閉，土地、自然資源等要素的稀缺程度也將越來越嚴重。此外，環境的承載力越來越脆弱，要求的標準越來越高。模仿也逐漸沒有出路，企業競爭越來越要靠核心技術、自主研發，可自主研發又是各種技術進步當中成本最高、風險最大、周期最長的一種形式。所以，在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環境和技術進步這幾方面，成本呈現系統性地大幅上升。

這一系列變化，都要求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實現根本改變：從過去主要依靠規模擴張、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驅動經濟增長，轉變到主要靠效率、靠創新來帶動經濟增長。而靠效率和創新帶動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提高企業、產業、勞動者的生產率和創新能力。這些問題究其主要來說就是在供給側發力。所以說，現在我國經濟的問題主要是供給側的問題。這里不是說需求側沒有問題，但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再進一步看，我國當前的經濟失衡，既有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又有潛在的通脹壓力。CPI 現在處在“2時代”，PPI　增速下降。經濟表面上看起來是通縮，實際上卻有潛在的巨大通脹壓力。這主要來自于需求拉升和成本拉升共同推動的成本壓力。所以，表面看起來是“雙重風險”的需求疲軟，但仔細分析可以看出主要原因仍然在供給側。

需求疲軟再往深層看，一個是投資疲軟，一個是消費疲軟。

投資為什么疲軟？最深層的原因是創新力不夠，產業結構升級沒有空間，有錢投不出去，投就是低水平的重復，就是泡沫。而缺少投資機會，產業結構升級缺少空間，沒有有效的投資項目。所以結論依然是：技術創新能力不夠，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導致了需求疲軟。

消費為什么疲軟？這里有信心問題、儲蓄率提高問題等，但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問題。即使國民收入高速增長，但如果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在初次分配上，政府、企業、個人勞動者三家分割時，給勞動者的少，同時基尼系數不斷擴大，勞動者內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其結果就是：宏觀上消費增長和社會增長不適應，微觀上大部分居民支出遲緩，不敢花錢。沒有消費能力的增長，消費傾向必然下降。所以說，勞動者收入和剩余的分配扭曲，導致了消費需求疲軟。這其實也是供給側的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完善基本制度和宏觀調控方式

當前，我國經濟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有機遇，也有挑戰，而矛盾和失衡的重點在供給側。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不能解決問題呢？

從政策、運營層面來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一般的需求側管理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它所有的政策和制度改革舉措的影響對象是生產者，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生產者生產方式和生產效率的提高。

這里的生產者是廣義的，至少包含三個方面：一是企業，企業當然是生產者，所以供給側入手的改革舉措、政策主張首先要影響企業。二是產業，企業的集合就是產業。供給側結構性管理，不僅直接作用于單個企業，也要作用于企業的集合。要保證公平競爭，保證合理的規模經濟，保證適度的進入門檻，也就是要有一個合理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三是勞動者，或者說生產要素和勞動者的結合。

短期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改革舉措，重要的是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提高產業的合理規模，保證產業結構的合理性，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長期來講，提高企業的效率，不是簡單地降低成本問題，而要提高創新能力和效率。同時，改變產業結構，也不是簡單地完善產業組織的競爭秩序問題，還要在技術創新、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要有一個結構的升級。同時，不是簡單地調動勞動者積極性，而要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進而提高勞動者的技能、勞動者的素質和生產力。

我們現在的核心問題，真的是要關注企業、關注產業，關注真正創造財富的實體經濟。要堅定站在中國企業的立場上，從提高企業競爭力的角度，來考慮政策的實施和效果。這是供給側管理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不同于一般的需求管理的特點。

最后來看看如何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的建議是系統性制度創新。這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基本制度層面，二是宏觀調控方式層面。

基本制度層面，實際上要通過深化改革，解決國家、市場、企業的定位和相互關系問題。從經濟體制來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一個時間表、一個路線圖，并特別強調了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如果這些改革措施能夠順利實施，到2020年將會形成比較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是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切實發揮決定性作用，讓政府在宏觀調控以及長遠的社會發展和“市場失靈”領域確實起主導作用。

但是，光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恐怕還不夠。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所以還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核心或者說重要的問題是民主與法治建設問題。因此，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解決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關系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改善，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特別是依法治國的民主建設進程。

這兩方面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關重要。原因有二：

一是供給側所有的政策結構、制度、措施，實際上都要深入到生產者和企業之中。如果企業的權利和市場主體的產權制度、利益關系、責任約束、激勵約束，在經濟制度和市場制度、市場秩序和法治環境上沒有得到保障，就很可能導致政府過多的、隨意的行政干預。

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效率和結構失衡。而結構問題與總量問題有一個顯著不同，即總量是統一的、一刀切的，要么收緊，要么擴張，而結構改革是可以有區別的。關鍵在于去產能也好，鼓勵產業發展也好，限制企業也好，扶持企業也好，這種差別要建立在市場公平競爭的基礎上。政府更多地是給規則、給秩序，而不是行政性地去切割。

這就要求，無論在經濟體制還是政治體制上，必須界定清楚企業和政府的權力。剛才談到很多國家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危機，深層次的原因歸結起來就是制度創新的落后。特別是，經濟制度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處理好。該政府做的事缺位，如宏觀經濟的主導、長遠發展的目標設定、產業結構的戰略規劃等。不該做的，政府卻過多直接干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同時，社會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法治化進程落后，對政府權力缺少民主監督和法治約束。這就導致對私權、對市場主體的權利，沒有尊重，缺少保護；對政府手中的公共權力，缺少規范，沒有約束。

結果就是，在競爭中，企業不能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獲得資源。因為市場失靈了，市場不起作用了，只能找政府官員。而政府官員有著巨大的權力，沒有“陽光照耀”，沒有法治的約束，就可以濫用。設想一下，當缺乏對政府官員權力約束時，企業要和政府談判，勸說政府把這個項目給它，最有效的手段或者最慣用的手段會是什么呢？政府官員如果每天面對一群拿著錢、準備腐蝕你的企業家，又會怎樣呢？

所以，“拉美漩渦”“東亞泡沫”和西亞北非危機的背后都有腐敗的身影。權錢交易，一會破壞公平正義，二會瓦解效率。資源配置不按照效率原則，不是看市場競爭中誰有效就配置給誰，而是誰行賄力度大就給誰，怎么能有效率呢？怎么能有正義呢？沒有公平和效率的社會，又怎么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由此可見，反腐敗不僅僅有政治意義，還有經濟意義。所以，現在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法治建設的要求，同樣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通過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中國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整理：李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