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散文從上古延續(xù)到晚清,是一座內涵豐富、數量龐大、亟待挖掘的學術寶庫。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從經世濟民、精思博學、傳情言性,到描寫社會、塑造歷史、表現習俗,散文承擔著其他文體難以取代的巨大的社會作用。從文獻分類來看,經、史、子、集四部文獻都以散文文體作為最核心的撰述方式,這就形成了一個以經部為源頭,史部、子部分頭并進,集部蔚為大觀的古代散文世界。

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隨著散文的產生而發(fā)生,歷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表現出一些顯著的文化特點:特色一,與詩歌的“抒情性”不同,散文具有鮮明的“書寫性”特征,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發(fā)揮著廣泛而巨大的實用功能,大量散文專書、別集、總集等盛行于世,上自貴族士夫,下至文人書生,通過對散文文本的編選箋釋、教育講授、閱讀賞析,自覺并積極地參與散文研究,形成散文研究的普遍化特征。特色二,從“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出發(fā),中國古代一直重視散文史料的搜集與編撰,從作家傳記、作品評論到目錄編制、資料匯編,形成了一座極其豐富的散文研究資料寶庫,為散文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特色三,同中國傳統(tǒng)的包容性、隨意性、領悟性的思維方式互為表里,古代的散文研究大多采用隨筆式、雜感式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多為隨思、隨感、隨錄而成的札記體、雜論體文章,散見于文人的交談、書信、序跋、筆記、雜論等形式之中,散文研究成果幾乎無所不在。特色四,古代的散文研究特別注重對散文文本內涵豐富性的深度發(fā)掘,注重勾連散文文本與社會生活、學術思想、文化習俗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散文經典在不斷闡釋中被賦予生命,成為文學、文化、思想的重要載體和重要呈現,從而構建了開放而宏闊的散文研究格局。特色五,由于散文具有實用性的“書寫”功能,書寫實踐的需要促成歷代文人樂此不疲地探究散文的寫作體式(或表達方式),因此關于散文體式的研究成果數量龐大,內容豐富,論析細致,足以構成中國古代“文章學”豐富而完整的話語體系。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觀念和散文研究格局是相當宏通,也是相當開闊的。但是,20世紀以來,受到西方文學觀念和現代文化思想的嚴重沖擊,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發(fā)生了結構性變化。從總體上看,古代文學研究界更為熱衷于記述和評論文學現象,探索和總結文學規(guī)律,而相對忽略對文學文獻本身的整理與研究;而且在文學現象與文學規(guī)律的研究中,也更為偏重作家作品的評論與文學規(guī)律的總結,而相對忽略作家活動的記述與文學過程的梳理。具體落實到對論析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成果方面,學術界普遍倡導和實施散文批評史與散文理論史的建構,而相對忽略散文研究現象的描述與展現。由于在根本上中國古代并沒有出現過西方學術意義上的“純文學”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純文學觀念”與“純文學理論”,因此散文批評史與散文理論史研究無論何等細致深入,都難免在不同程度上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及散文史風貌方枘圓鑿。這種主動地將豐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研究成果狹隘化的學術視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不免導致散文研究長期以來一直陷入難以形成自身獨立的價值體系、學術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尷尬局面。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本質上屬于歷史研究,必須回歸古代散文世界,并進一步回歸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學術世界和文化世界,在宏觀、整體的視野下重新審視豐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現象,這樣才能真正建立古代散文研究自足的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正是有鑒于此,2014年,北京師范大學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集成”,從2016年開始,以《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論叢》為首,陸續(xù)出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散文研究中心專刊”,希望在廣泛吸收前人的編纂經驗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全面而深入地整理與研究中國古代散文的文本文獻與研究文獻。北京師范大學的中國古代散文研究具有悠久的傳統(tǒng)。已故的郭預衡教授集畢生心血,獨立撰著出版了體大思精的三卷本《中國散文史》,享譽學界。郭預衡教授晚年還積極倡導并親自主持北京師范大學重點學科建設項目“中國散文通史”,最終于2013年出版了十二卷本《中國散文通史》。以這兩部散文史著作為基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散文研究中心專刊”將提供一個堅實的學術平臺,向學術界展現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性轉化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