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直到現(xiàn)在也不是特別有底，這個圓能不能被接受，但我可以承受失敗。我一定要去試，我不想到了不再拍電影的時候，后悔當初有一想法因為膽小而沒有去做。”

年近耳順，馮小剛不再“順勢而為”，做了件出圈的任性事兒——把電影拍成了圓的。

一圈老友勸他不要這么干，他借著酒勁撒潑，“我就想玩一次別人沒玩過的”，干了一輩子電影，從來沒出過圈兒，這次他想任性一回。

“我承認反對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很失望，所有人的意見無非兩條，從經(jīng)驗出發(fā)，從習慣出發(fā)。如果把可能變成可能，那是99%的人都能做的事兒，但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才讓我有激情去拍攝。”那天凌晨，馮小剛在朋友圈發(fā)了這段話，他不想再找一堆理由去說服別人，只想遵從內(nèi)心。

“所有投資這部電影的人，要么拿著錢躲開，要么和我一起往河里跳，沒有中間路可走。”撒完了火，回到臥室，他又心生愧意，為自己的無禮道歉，“國立、中磊、管虎、曉峰、大鵬，謝謝你們的包容，我他媽就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人。”

這一天是2015年12月4日，新電影《我不是潘金蓮》開拍在即，兩年沒有拍電影，他對即將開拍的影片充滿期待，“軍號已吹響，鋼槍已擦亮，行裝已背好，部隊要出發(fā)”，但用圓形畫幅來拍，這種史無前例的拍法沒有得到朋友的支持。

一年后，這部用圓形和方形畫面拍攝的電影，為他贏得了人生第三座國際A類電影節(jié)的獎杯——第64屆圣塞巴斯蒂安電影節(jié)金貝殼獎，影片女主演范冰冰則獲得了最佳女主角銀貝殼獎。11月18日，《我不是潘金蓮》在中國大陸公映。

不愿回到老路上

《我不是潘金蓮》是由作家劉震云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這是馮小剛與他的第四次合作，前三次分別是電視劇《一地雞毛》、電影《手機》和《一九四二》。劉震云對《鳳凰周刊》說，“一般的導(dǎo)演不敢改編我的小說，馮導(dǎo)是非凡的導(dǎo)演，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女性上訪打官司的事，農(nóng)村婦女李雪蓮，為了生第二胎，和丈夫辦了假離婚，沒想到半年后老公就和小三跑了，假離婚變成了真離婚。李雪蓮去找前夫理論，前夫居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指責李雪蓮結(jié)婚時不是處女，是個“潘金蓮”。

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李雪蓮踏上了艱難的告狀之路。從縣里告到市里，一直告到了人民大會堂，而且一告就是20年。她沒能把案子翻過來，卻把法院庭長、院長、縣長和市長拖下了水，以至于每年兩會，她所在的省、市、縣，都要上演一幕圍追堵截李雪蓮的大戲。

這是一個辛酸的人間悲劇，也是一個荒誕的政治鬧劇。因為題材的現(xiàn)實性，馮小剛想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消解敏感，使影片能有一定的間離感，不要讓人對號入座，同時，在形式上又能有所創(chuàng)新，不再重復(fù)自己。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攝影師羅攀，羅攀是電影《老炮兒》和《烈日灼心》的攝影，之前合作過一次。在馮小剛眼里，他是一個很有想法和創(chuàng)意的攝影師。兩人在江西婺源看景，羅攀提出用圓形構(gòu)圖的設(shè)想，他一聽覺得有意思，便想嘗試一下。于是，把看景的照片全部裁成了圓形，發(fā)現(xiàn)效果果然不一樣。

“很多原本沒有意思的鏡頭，一下就變得有意思了。”向《鳳凰周刊》回憶起當時的情形，羅攀還是難掩興奮。第二天，他們所有的取景都按圓形來構(gòu)圖，“感覺特別棒，我把每張圖都往中國畫的特質(zhì)上靠，馮導(dǎo)說，能不能把江南的部分都拍成圓，后來就確定了下來，凡是在江南部分都是圓的。”

放眼世界電影史，圓形的構(gòu)圖是極其罕見的，這是一條幾乎沒有人走過的路。它不只是在正常畫面上加一個圓形遮罩這么簡單，它的構(gòu)圖規(guī)律和敘事方式都另有一套系統(tǒng)，而這個過程是需要摸索的。

馮小剛說：“我是用拍處女作的心態(tài)來拍這部作品，拋棄所有的經(jīng)驗和習慣，像一個新導(dǎo)演一樣重新學習。”每次布景完畢，準備工作就緒，他和羅攀兩人都要站在一旁商量，是不是又回到了習慣的老路上，是不是一切太正常了？如果是，就必須推倒重來。

他們在摸索中發(fā)現(xiàn)了圓形構(gòu)圖的一些特質(zhì)，比如，要達到中國風情畫的古典意境，需要畫面更具有透視效果和平面感，因此，只能用25mm和35mm的鏡頭，絕對不能用長焦，“長焦會有窺視感，這是要避免的”。

在鏡頭的移動上，不能搖移，也不能俯仰拍攝，而是鏡頭跟著人橫移，“人動我動，人停我停，刻意不強調(diào)鏡頭的存在，就像展開一幅中國的卷軸畫。”羅攀介紹說。再比如用光，進光要平，因為國畫沒有太大的光影反差，沒有日景和夜景的區(qū)別，所以只打小燈，小反差，接近人的視覺效果；畫面要多留白，能帶上天空就一定帶上，這也是中國畫的特色。

飾演馬文彬市長的演員張嘉譯，向《鳳凰周刊》談起拍攝的感受，“圓形畫面讓我很震撼，我遇到一個新東西需要很長時間來消化。我們能想象人在圓形畫面中呈現(xiàn)出來的效果，但拍起來有很大難度。有些時候，馮導(dǎo)要求一場戲用很簡潔的鏡頭把它完成，需要演員整場戲拿下，他對演員的要求很嚴格。”

逆著潮流再出發(fā)

然而，這部戲的突破不止是形式上的，更是題材上的。上一次以民告官為題材的國產(chǎn)電影，可能要追溯到1992年張藝謀執(zhí)導(dǎo)的《秋菊打官司》，這部低成本電影，同樣獲得了包括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在內(nèi)的眾多獎項。

馮小剛不想重復(fù)前人的路，再去拍一個博同情的農(nóng)村婦女，而是借用女主人公李雪蓮帶出一系列的官場人物，反映一個由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過渡期的中國生態(tài)。他要用喜劇的方式來講一樁辛酸的事，他甚至不認為這是一件悲慘的事，而只是覺得它很荒謬，而這朵荒謬之花又是長在轉(zhuǎn)型期的特殊土壤之上。

這樣一個題材無疑是犯忌的，故而難免有所妥協(xié)。他在回憶錄《我把青春獻給你》中曾說，“一部處處需要妥協(xié)的影片，即便拍出來，也失去了應(yīng)有的意義。”但為了讓這部片子能順利出來，還是做了一定的修改。所幸的是，電影局最終同意放行。

馮小剛對此非常感激，對記者談道，“像《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能過審，說明審查部門是有擔當?shù)模绻麤]有擔當，要把你‘槍斃’是很容易的事。”

他甚至公開感謝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局長。11月7日晚，他和李安、賈樟柯導(dǎo)演在清華大學舉行了一場對談，他在舞臺上稱，“這樣的電影能夠上映，其實電影局承擔了很大的責任和壓力。我非常感謝（張）宏森局長，他能夠看到作品導(dǎo)演的一片初心，我由衷地說，我非常尊敬他們。現(xiàn)在都說‘勇于擔當’，其實這就是一份擔當。”

電影審查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不同之處則在于具體尺度和分級標準。馮小剛早年是以賀歲片打響名號的，而之所以走上賀歲片的道路，也“得益于”前面連續(xù)三部影片被斃，他不得不選擇了一條商業(yè)電影的道路，這才有了后來的“馮氏喜劇”和“馮氏幽默”。

當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電影，憑借文藝片在國際上頻獲大獎的時候，馮小剛在商業(yè)電影的路上不亦樂乎，收獲了票房和口碑的同時，卻難以獲得學院派和影評人的認可。

在《大片時代：馮小剛與華誼兄弟》的作者秋原看來，“野路子”出身的馮小剛，在一開始就處在一個很不利的地位。“沒有學院派的正經(jīng)名分，早年經(jīng)常被當作外人看待；也沒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師承情面和裙帶關(guān)系，既得不到來自師長和師哥師姐們的照顧，也得不到來自上級的垂青。”

由此可以看出，馮小剛早年的奮斗過程是一段相當坎坷的經(jīng)歷。但他的謙虛、客氣、禮貌、周全，讓他很快進入了當時影視劇的頂級圈子，并且如魚得水。

張嘉譯跟馮小剛認識多年，問及對馮小剛的印象，他贊賞有加：“他是很直爽的人，愛憎分明，也很仗義，只要是他能顧及到的地方，一定會替你想著。‘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樣的人已經(jīng)很少了。”

在《我不是潘金蓮》中飾演法官王公道的演員大鵬，也給出了同樣的評價，他對本刊說道，“馮小剛導(dǎo)演是一個很柔軟的人，可能大部分人對他的印象都來自他的公開發(fā)言，以及偶爾說出的一些犀利觀點，但其實那反映出他是一個很真實的人，這種真實來自于內(nèi)心的柔軟和對事情的敏感。他甚至可以在監(jiān)視器前，因為我們的一段情感戲而感動流淚。”

近年來，當許多導(dǎo)演都在朝著商業(yè)電影的道路狂奔的時候，馮小剛卻朝著反方向殺了回去。陸續(xù)推出了《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這樣的作品。

馮小剛說，“我跟大家走了相反的兩條路，大家都在拍文藝片的時候，我在拍商業(yè)片，當所有人都在按計算器算錢的時候，我又掉轉(zhuǎn)頭來，逆著這個潮流走了回去。這是很有意思的事，可能有一種直覺不能太隨大流。”

當國產(chǎn)片票房不斷刷新紀錄，破十億元票房的影片多次出現(xiàn)，馮小剛似乎不為所動，“現(xiàn)在年輕導(dǎo)演起來都挺猛的，也不缺一個馮小剛，但是在另一條路上缺我。”

他曾自稱并不是那種特別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您也別往那上面架我”。但攝影師羅攀發(fā)現(xiàn)其實不然，“他對中國社會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雖然以前拍的是喜劇，但他一點也不搞笑，也不逗樂，他像手術(shù)刀一樣解剖這個社會，只是不是用批評的方式來揭示丑惡，而是用喜劇的方式指出來。”

馮小剛自己說，“做喜劇的人往往特別糾結(jié)和痛苦，是受折磨的。”但他依然選擇用幽默的方式來表現(xiàn)，無論是民族災(zāi)難，還是個人不幸，在他看來，這是一種生存的智慧。

“老炮兒”出圈

鳳凰周刊：這是你第四次改編劉震云先生的作品，為什么看中了《我不是潘金蓮》這部小說？

馮小剛：我跟震云合作了三部電影、一部電視劇，他是一個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我記得《紐約時報》書評欄目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一個美國的“毒舌”文學評論家，他說看了很多寫中國苦難的小說，唯獨喜歡這一部，為什么呢？因為它是用幽默的方式寫絕望和悲觀，這讓他覺得非常了不起。

這是一個非常中國化的故事，李雪蓮的經(jīng)歷放在朝鮮或者美國都不會成立。只有在中國，在幾千年的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zhuǎn)型期，才會出現(xiàn)這么一個擰巴的故事。李雪蓮從小受人情社會的教育長大，聽到的都是“父母官”之類的話，但“父母官”的說法不是法治社會的，而是人情社會的。所以，李雪蓮告狀要找當官的，他認為當官的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直到出現(xiàn)一位中央領(lǐng)導(dǎo)向著她，為她拍了桌子，但那也不是用法治社會的方式在干預(yù)。

鳳凰周刊：這部片子和張藝謀導(dǎo)演的《秋菊打官司》都是講一個女性上訪的故事，兩者有什么不同？

馮小剛：《秋菊打官司》的作者是希望秋菊能博到同情，而這恰是我們忌諱的。我跟范冰冰說，我不鼓勵你增加一些細節(jié)，來讓觀眾更同情你。劉震云是想通過李雪蓮引出一系列人物，反映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過渡期中國的社會生態(tài)，她和《秋菊打官司》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想拍一個受了冤屈的女性博同情的故事，我們已經(jīng)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再去重復(fù)，沒有意思。

鳳凰周刊：你在圣塞巴斯蒂安電影節(jié)發(fā)表獲獎感言時說，自己拍了很多年電影，積累了很多經(jīng)驗，但這些經(jīng)驗和習慣會變成枷鎖束縛進步和想象力，這一次是拋棄以往的經(jīng)驗，把它當“處女作”來拍。為什么會有這種心態(tài)的變化？

馮小剛：本身這部小說非常有價值，是一部比較尖銳地反映現(xiàn)實的作品。那么，怎么樣讓大家不去對號入座，我們希望找到一種方式，能讓電影和現(xiàn)實有一定的間離效果，所以想到用一個圓的形式來拍，使它更像是一個“畫”中的故事，圓也使整個畫面更加有中國的古典意韻。當這么想的時候，就發(fā)現(xiàn)過去的經(jīng)驗會把你不斷往回拉，因為這么多年下來，很多東西已經(jīng)深入骨髓，要跟它決裂是很難的。

2016年9月18日，西班牙第64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jié)，馮小剛、范冰冰、王中磊海邊合影。

這套圓形的畫面有它自身的規(guī)律和語法，之前沒有人做過，我們要像新導(dǎo)演一樣去摸索，所以我說像是拍處女作。

鳳凰周刊：建立一套圓形的畫面系統(tǒng)，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馮小剛：這是一套全新的系統(tǒng)，并不是拍完后用一個圓罩上去就行了。這個圓要符合它的構(gòu)圖規(guī)律，比如，圓里頭很少有人物的特寫，大部分時候都有兩三個人；圓形畫面比較適合拍得松一點，場景一半留給天空，不能有局部特寫，如果鏡頭景別給得特別滿，就夸張在這個圓的邊界里頭；還有群眾演員如果橫向出入太多，從左至右滑過畫面，會增加圓形畫面給人的不適感，所以所有群眾演員的調(diào)度都是縱深的調(diào)度。

其實，我直到現(xiàn)在也不是特別有底，這個圓能不能被接受，但我可以承受失敗，我一定要試，我不想到了不再拍電影的時候，后悔當初有一想法因為膽小沒去做。

一輩子沒有出過圈兒，快六十了，老想做點出圈兒的事，就很任性地玩了這么一次。其實在想拍這個圓的時候，不是從道理出發(fā)的，而是覺得它太有意思了，不走尋常路，能激發(fā)我的熱情。我們給了觀眾一個好故事，希望觀眾能給導(dǎo)演一次任性的權(quán)利。其實，能滿足導(dǎo)演的這種任性，中國電影會更好看。

鳳凰周刊：發(fā)生在李雪蓮故鄉(xiāng)的場景都是圓形畫面，而發(fā)生在北京的部分是用方形畫面，這個用意是什么？

馮小剛：因為北京是一個講規(guī)則和權(quán)利的地方，所以它是方的。劉震云的小說，一方面特別寫實，讓人覺得他寫的都是我們平時看到的，說的話也都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話，但另一方面又讓人覺得特別荒謬，這是一個很大的反差。如果用最寫實的方法，就是流行的肩扛式攝影，跟著人物不受拘束地在人流里走，這種方式不太能把故事的荒謬感拍出來。圓里面的內(nèi)容，包括故事和臺詞都非常實，但這個圓又使得故事變得有些荒誕。圓形的是傳統(tǒng)的人情社會，而方形的是現(xiàn)代的法治社會，這個故事就發(fā)生在方圓之間。

我對電影有特殊感情

鳳凰周刊：某種程度上，你還是用了自己擅長的喜劇方式來講一件不幸或悲慘的事情。

馮小剛：悲慘倒也談不上，劉震云的小說沒讓我感覺到悲慘，我覺得很幽默和荒謬，這種幽默和荒謬又是從我們的土壤里長出來的，它不是捏出來的一朵塑料花。劉震云的幽默打動了我，我也應(yīng)該把它拍得幽默一點。

《我不是潘金蓮》劇照。

拍正劇的人很多，拍喜劇的人不多，或者說拍喜劇能被大家認可的不多。做喜劇非常難，做喜劇的人往往特別糾結(jié)和痛苦，是受折磨的。但確實做喜劇的人內(nèi)心有幽默感，對一個人最好的評價就是他很幽默，這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

鳳凰周刊：你做了二十余年導(dǎo)演，拍攝的題材非常廣泛，有喜劇片、戰(zhàn)爭片、古裝片、災(zāi)難片、倫理片、跨國文化片，等等，你是如何選擇自己的拍攝題材的？

馮小剛：有的是本身有小說，像《一地雞毛》《甲方乙方》《一九四二》，我覺得小說很好，就把它拍成影片；有的是有一些好玩的想法，像《大腕》《手機》，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被廣告和手機包圍，大家心里、眼里都有這些東西，但是作家的筆下沒有，這些想起來會很好玩，所以拍了一些；還有一些是話題性特別強的，比如《我不是潘金蓮》，它上映以后肯定會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話題，你如果不去看，就參與不了這種討論。

鳳凰周刊：你最開始編劇和導(dǎo)演的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都非常火，為什么會從電視劇轉(zhuǎn)到電影的軌道上來？

馮小剛：我們小時候是沒有電視劇的，電視劇是后來出現(xiàn)的，伴隨著我們長大的是電影，我對電影有一種特殊情感，所以非常想拍電影。電影的制作時間比電視劇要長，但是篇幅更短，30集電視劇差不多是10部電影的長度，但是1集電視劇的制作時間可能比1/10部電影還要短，所以電視劇不可能有好的制作。

我經(jīng)常說，電影像是一次晚宴，是一場兩個小時的party，要給人家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而電視劇像是搬了一個鋪蓋卷住到你們家去，今天你記不住我，我天天在你們家，不信你一個月之后還記不住我，所以不太一樣。

鳳凰周刊：這個轉(zhuǎn)換軌道的過程也不是特別困難？

馮小剛：那時候電影特別不景氣，電影抓不住觀眾，拍電影的人都跑去拍電視劇了。電影廠只要誰愿意來拍，帶上錢就行。我參與的幾部電視劇，收視率都比較高，對我們來說，把觀眾吸引過來看你講故事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所以覺得拍電影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難。

那時候就在腦子里想，我是拍電視劇的，要怎么樣把電影拍得更像電影。就去看一些國外的故事片，模仿著拍。進入電影之后，發(fā)現(xiàn)確實帶動了一批電視劇觀眾來看電影，又讓大家對電影有了興趣。

鳳凰周刊：當時主要是模仿哪些片子？

馮小剛：也沒有什么具體的模仿對象，就是看了很多外國片，去摸索應(yīng)該怎樣拍。但其實評判一個新導(dǎo)演，最重要的并不是看他能否把電影拍得多么流暢，鏡頭多么嫻熟，而是要看他看待問題和生活的角度，是否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給我們留下印象，讓我們記住，覺得他是一個有想法的導(dǎo)演。所有技術(shù)層面的問題，在日后的拍攝過程中都可以慢慢解決，但如果沒有想法，我們就很難判斷他的潛力。

反感一切假的東西

鳳凰周刊：你在回憶錄《我把青春獻給你》中說，“我是非常害怕和過于執(zhí)著的女性打交道的，那樣很容易把我比得無地自容。”但你這次塑造的李雪蓮就是一個特別執(zhí)著的女性形象，你心里會不會有所矛盾？

馮小剛：李雪蓮不是我，所以不存在矛盾與否，但我還是覺得這個人物非常有意思。其實，我在書里說的很多話，帶著某種調(diào)侃，未必是我的本意，我是期望寫出來的東西不要讓人覺得你特別自戀。這和很多寫字的人不一樣，你看很多女作家其實長得特別難看，但她們小說里面用第一人稱寫，讓人感覺她是一個特別好看的人。我們經(jīng)歷過文革的這些人，對自我標榜是有羞愧的，覺得是件寒磣的事。

鳳凰周刊：所以，當你遇到王朔的時候，你會覺得他的話語方式很對自己的口味，那種對假崇高、假正經(jīng)的諷刺和反感是特別容易進入的？

馮小剛：是的，我們并不反感真崇高，而是反感假崇高，反感一切假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一定是有力量的。有時候，確實是有真實的崇高感，但從創(chuàng)作上來說，過于崇拜一個人，并不是特別可取的事，創(chuàng)作者應(yīng)該更多地在腦子里留一些問號。歷史的經(jīng)驗也告訴我們，生活中99%的人是沒有那么崇高的，過于崇高就會顯得有點扁平，一個人物可愛，就是因為他既有無私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才會顯得生動可信。

當然，我們也確實見到過一些舍己為人的人，那他就是崇高的，但那不具有普遍性。拍電影的核心是拍人，人在故事之上，但即便你是喜歡他的，也要敢于暴露其丑陋的一面，敢于暴露他，實際上是對他最大的包容，他才可能成為一個豐滿立體的人物。

鳳凰周刊：在你早期的喜劇作品中，有很多對假崇高的諷刺和調(diào)侃，比如《編輯部的故事》里面的牛大姐，他們剛從文革走出來，身上還帶有一些自認崇高的東西，但明顯與時代不協(xié)調(diào)。

馮小剛：沒錯，那代人有個特別不好的東西，就是口是心非。很多時候，他們自己說的話，自己都不相信，那怎么可能讓別人相信呢？我們在說話的時候會去想，這個話會不會被人恥笑，即便別人嘴上不說，但心里會不會說呢，要在腦子里過這么一下。

過去的文藝作品太虛假，我們說了一些真話，調(diào)侃了一下虛假，就贏得了人民群眾熱烈的掌聲，這是時代幫了我們。

做“順心而為”的電影

鳳凰周刊：聽說你的下一部作品打算拍部隊文工團的生活，是和你自己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的故事嗎？

馮小剛：是的，我十八九歲進入部隊文工團，在里面待了8年，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一直想拍一部和青春經(jīng)歷有關(guān)的電影。很多導(dǎo)演可能在第一部作品就把自己的青春故事拍了，或者后來都拍過，但我一直沒有拍，這在我心里發(fā)酵了很多年。

有一次遇到作家嚴歌苓，她原來在成都軍區(qū)后勤部的文工團里頭，是一個軍級單位的文工團，我們一聊，一拍即合。她說可以寫一個小說，名字叫《芳華》。拍完《我不是潘金蓮》之后，我在想接下來拍什么，猶豫了幾個劇本，這時候嚴歌苓把這個小說寫完了，我覺得這確實是我一直想拍的一個電影，所以就下決心接下來拍這個電影，又約了她寫劇本，這可能是我的一個心結(jié)吧。

連續(xù)拍了多年電影，有些電影是我自己想拍的，比如《一聲嘆息》《天下無賊》《集結(jié)號》《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其他的很多電影可能是因為權(quán)宜之計拍的，這些電影不管經(jīng)歷了多少坎坷，都陸陸續(xù)續(xù)呈現(xiàn)在大銀幕上和觀眾見面了。到了現(xiàn)在的年紀，我不認為我還能拍很多電影，我就是再勤奮再努力，恐怕也就是六七部電影吧，所以不能再浪費時間。有一句話叫做順勢而為，好多人勸我，市場這么好，觀眾喜歡什么東西就順勢而為。我現(xiàn)在想的是要順心而為，90%的人都在順勢而為，不缺我這么一個。

鳳凰周刊：《我不是潘金蓮》是順心而為的作品，但因為題材的敏感性，可能還是需要做一些妥協(xié)吧？

馮小剛：我想媒體對中國電影的處境是了解的，在這時候應(yīng)該給予更多的包容和幫助。審查部門放行這部電影，包括《一九四二》，他們承擔了很大風險，可能很多人會對審查有微詞，但是我回頭細想，像《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能過審，說明審查部門是有擔當?shù)模绻麤]有擔當，要把你“槍斃”是很容易的事，是零風險的。讓你上，但同時又不能捅了大婁子，就必然要求做一定的修改，事情要做好是雙方妥協(xié)的結(jié)果。

我們中國人說“中庸之道”，覺得它是一個消極的詞，實際上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積極的詞，它是一個能把事情做成的方式，沒有人是可以讓別人全部妥協(xié)，自己不做妥協(xié)的。我們在做宣傳的時候也注意多往喜劇上靠。其實，導(dǎo)演要說的話是通過電影去呈現(xiàn)的，在電影之外滔滔不絕地闡釋，是影評人該做的事，而不是導(dǎo)演該做的。

電影呈現(xiàn)給大家是什么樣的，就是什么樣的，不由導(dǎo)演的爭辯或注解，來改變大家對它的印象，說多了往往還適得其反。我其實不太喜歡看一個導(dǎo)演去說自己的電影，那是把我們都當傻子了嗎？我們看不出好壞嗎？但是，導(dǎo)演往往又被宣傳這件事綁架，不得不說，尤其像這類題材的影片又要顧左右而言他，讀起來也沒有太大營養(yǎng)價值，這是我很矛盾的地方。拒絕采訪有違職業(yè)道德，接受采訪又談不深入。

鳳凰周刊：所以，前段時間你在第一屆中國電影投資高峰論壇上批評太多的電影路演是勞民傷財。但現(xiàn)在電影的宣傳費用已經(jīng)和制作費用打平，宣傳不到位很難有好的票房。

馮小剛：我覺得路演是一種很陳舊的方式，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這么發(fā)達，在朋友圈上發(fā)個東西馬上都能傳遍網(wǎng)絡(luò)，還以一座城市、一家電影院的方式跑，是一件非常勞民傷財?shù)氖隆Ｈ绻麕е鴥蓚€明星宣傳，他們的化妝、助理團隊加起來就有十來人，再加上導(dǎo)演和宣傳部門，浩浩蕩蕩去到那里，跑到電影院，有時候廳里才坐50個人，我覺得得不償失。

如果把這一趟的飛機票、住宿、接待費用，去做一些電視臺里的節(jié)目宣傳，或者在網(wǎng)上宣傳，可能達到的傳播效果，要遠大于跑一座城市電影院。還有，我們在宣傳過程中很疲勞，做一些無用功，比如我們面對媒體，把創(chuàng)作人的想法談了，以今天互聯(lián)網(wǎng)的效率，幾乎所有的媒體都能馬上知道。到一座城市，開一場發(fā)布會，來一批記者，我們說同樣的話，我們不可能說出好幾種不同的版本，所以它是一個浪費，對大家時間的浪費，也是對我們自己時間的浪費。宣傳進入到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應(yīng)該找到應(yīng)對這個時代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鳳凰周刊：你說這是一次任性的作品，你的得失心還有那么重嗎？

馮小剛：不能說完全沒有，說沒有那一定是假話。我覺得這和年齡、經(jīng)歷有關(guān)系，得失心肯定不像過去那么重，但是不會沒有，如果電影拍完了，所有人都在罵你，心里肯定還是不痛快，只是可能不痛快的程度輕一點。如果大家都說好，也不會像過去那么忘乎所以。

鳳凰周刊：能夠?qū)Y(jié)果看得更淡一點了？

馮小剛：“稍微”淡一點，可以這么想：好或不好又能怎么著？關(guān)鍵是來自內(nèi)心對作品的評價，自己覺得這個東西是不錯的，或者說是有點心虛的，甚至是有很大不足的，這個才是重要的。所謂“自知之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