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者們認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可能讓白鶴等過冬候鳥找不到食物。（記者 劉伊曼）

“為鄱陽湖發聲！征集10000人，呼吁叫停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2016年12月初，環保基金會“讓候鳥飛”在網上發起聯署行動，迅速得到數家環保組織的響應，兩天之內就征集到了上千人的簽名支持。

此外，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官方網站、九三學社中央官方網站等分別發文，質疑鄱陽湖樞紐工程，呼吁江西省徹底放棄建閘蓄水的方案。

“聯署”等事件直接的“導火索”是2016年11月23日，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環評公眾參與第一次信息公示的啟動。當日起，江西省水利廳發布公告，擬在鄱陽湖入江水道、屏峰山與長嶺山之間建設一座水利樞紐，為開放式全閘工程。計劃總投資約130億元。

一時間，質疑聲、辯論聲此起彼伏，讓鄱陽湖工程這個消停了許久的爭議又進入公眾視野。

反對者們稱：建閘可能導致越冬候鳥找不到食物；阻斷長江江豚自由出入；讓長江生態進一步惡化，影響大半個中國的水安全，等等。

有人甚至公開懷疑建閘是為了將來裝機發電、為大規模的違法采沙提供交通便利。

“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都應該基于客觀事實，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不要空喊口號。” 2016年12月12日，江西省水利廳副廳長、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辦公室（以下簡稱“鄱建辦”）主任朱來友說，圍繞著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方案的論辯、博弈和修改已經持續多年。

枯水期更“枯”了

2016年12月15日，鄱陽湖正在枯水期內。湖面霧蒙蒙的，湖灘裸露著，一些越冬候鳥停在周邊農民的藕田里尋找食物。水位下降時，一些來不及逃跑的魚兒被漁民“斬秋湖”，個頭不大，堆在岸邊。

鄱陽湖是典型的季節性湖泊，“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每當夏天豐水季節時，湖水漫灘，茫茫一片，湖區洪水泛濫、水澇頻繁。秋冬枯水季節時，湖灘顯露，湖面變小，蜿蜒一線，被人們稱為“鄱陽溝”、“鄱陽河”。水位變化大，人畜感染機會多，血吸蟲病流行。

因此，“全面控制”鄱陽湖的想法，早已醞釀多年。

翻開孫中山的《建國大綱》，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就已經在百年前的規劃里。不過，孫中山的想法主要是在湖口建閘，蓄起水來把鄱陽湖搞成大運河，打通一條水上交通干線。

1983年第一次鄱陽湖科考之后，江西省提出了“全面控制”的工程思路，計劃建起一個大壩，不僅能將長江洪水御于鄱陽湖之外，航運的要塞也可以打通，血吸蟲病也能得到更好的源頭控制。

2002年全國“兩會”上，江西省代表團提交《關于要求開展鄱陽湖控制工程項目建議書加快立項進程的建議》的“一號提案”，主要內容是要建大壩蓄水，最低水位保持在吳淞高程（以吳淞口基準為標高原點的海平面基準）18米，洪水季節防長江來的洪水倒灌，同時發電、搞航運和水產養殖。

對這個提案，時任江西省副省長的胡振鵬連夜寫了一份四千多字的反對意見交上去。他認為，18米的方案是不可接受的、災難性的。鄱陽湖防洪警戒線是19米水位，這樣鄱陽湖將變成一個失去自然漲落能力的人造水庫，不僅水流減緩、污染負荷加重，很多沉水植被曬不著太陽也會死掉，生物多樣性會遭受滅頂之災。

“鄱陽湖是長江最重要的分蓄洪區，洪水季節‘關上門’也是很不負責任的。”2016年12月初，胡振鵬對記者表示。

鄱陽湖是長江流域最大的濕地，跟洞庭湖一起被稱作長江的兩個“腎”，不僅起著分擔長江洪峰、調節區域氣候與生態的作用，也是長江水生動物天然的避難所和珍稀鳥類過冬的家園。

這一方案因而同樣招致國際動物保護組織的反對。理由是，高水位淹沒了洲灘濕地，像白鶴一類絕大多數都在鄱陽湖過冬的候鳥就找不到食物吃了。為此，他們一直通過各種渠道向江西施加壓力。

時間進入2003年，三峽開始蓄水。此后，鄱陽湖開始出現枯水季被“拉空”的現象，就像一個已經周身是病的老人又遇上了鬧饑荒。以2016年為例，進入７月中下旬，鄱陽湖的水位就迅速下降，比往年提前近2個月進入枯水期。

49歲的張保東是江西省九江市星子縣南康鎮大塘村漁民，十幾歲起就下湖打魚。上世紀80年代，漁業最興旺時，他打到過70多斤重的鳡魚。不過眼下，鄱陽湖越來越蕭條了。全村一千多人，約有三分之一村民都開始轉產，去找別的事做。

千年歷史的鄱陽湖有了新危機。在三峽工程環評驗收報告、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六大課題”研究報告等工程資料中如此描述：三峽工程汛末蓄水對鄱陽湖的水位下降影響非常明顯，枯水期出現了時間提前、水位偏低、低水位持續時間延長等現象，再加上長江上游水庫群以及鄱陽湖上游支流水庫群的疊加影響，鄱陽湖水資源形勢的改變已成為常態。

“三峽工程對于鄱陽湖、洞庭湖的影響，之前三峽做環評的時候確實沒有估計到。2003年之后，效果開始顯現，但是也不讓公開提。但是不提的話，江西省就會很難受。江西就要建個閘門能把鄱陽湖和長江隔斷，以求自保，但是這樣的話長江怎么辦？如果長江的形勢進一步惡化了，鄱陽湖也是難以獨善其身的。”2013年12月初，在三峽工程的環評驗收會即將啟動之前，原長江水利委水資源保護局局長翁立達說。

江西鄱陽湖南磯濕地，漁民在“斬秋湖”，即冬季水枯時，漁民挖溝放水，在出水口裝籠捕魚。

“院士上書”——從壩到閘

2009年9月，15位院士和專家給國務院寫了一封信，表示“十分關注江西省擬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一致認為該工程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以及長江流域歷史發展規律。”

在信中，專家們明確反對集“灌溉、供水、水產、發電”等目的為一體的“低壩”方案，認為這跟生態保護目標相矛盾，難以兼得。

事后，在一場由江西省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牽頭組織的座談上，這15位院士專家提出了關于魚類保護、候鳥保護、自然植被和生態修復等等問題，但“討論到最后，大家都覺得有些問題按照當時的研究基礎還根本解釋不清”。參與座談會的胡振鵬回憶說。

那時，江西省內部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最終方案也沒有確定。參與者一致同意開展專題研究，找到化解鄱陽湖危機的答案。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鄱陽湖工程的爭議形成了一個輿論漩渦，科學界、環保組織、新聞媒體、相關政府部門紛紛卷入，一場交戰各方都自稱在“拯救鄱陽湖”的戰役打響，一直持續至今。

之后，江西省一度調整了控湖思路，將方案由最初蓄水發電大壩調整成“調枯不調洪”的蓄水閘。將大壩改為閘門，汛期行洪、枯水期落閘蓄水。當初涵蓋防洪、發電、灌溉和航運的綜合水利樞紐的訴求漸被淡化。

“調枯不調洪”的想法，是胡振鵬提出的。“秋季湖水退得太快，有時候江豚都會擱淺。”他提出將最低水位維持在吳淞高程14米，被作為備選方案一起帶到水利部去參加討論。

水利部專家組對“14米方案”表示出更大的興趣。后來“上書國務院”的院士專家們與胡振鵬等人座談之后，也基于此方案開展“六大課題”研究，最后提出調整建議——如果工程必須要進行的話，枯水期最低控制水位不能高于吳淞高程12米。

不同自然水位下，鄱陽湖濕地類型變化的遙感影響分析發現，當一處名為星子站的標志性水文站水位在吳淞高程12米的情形下，鄱陽湖的水面面積為983.9平方公里，對比當水位低至吳淞高程歷史最低7.5米以下時草洲、泥沙灘出露最多時的面積，淹沒的比例是33%左右，且海拔較高的兩個以保護候鳥為主的自然保護區并不受到淹沒影響。

最終，江西省接受了院士專家組的建議，將方案的最低控制水位定在了吳淞高程11.5米。

“后來媒體就說我們被‘招安’了，就把我們當作土匪了，簡直是豈有此理！有些人是什么情況都不了解，也不做研究，就在開始為反對而反對，好像就只有他們在關心生態似的。”2016年12月初，中科院院士、魚類專家曹文宣向記者抱怨。

此后，因為公共平臺上的激烈爭議開始朝著低效率的“口水戰”方向發展，其他一些院士明確表示不愿意再站出來公開發言，不愿意再被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更不愿意回應“反對一切工程”的環保主義者們脫離客觀實際的口號和“戴帽子”的質疑。

不過，不論是壩還是閘，鄱陽湖方案都受到反對。“呼吁江西省政府和國家發改委叫停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項目，將無壩無閘方案作為鄱陽湖生態保護的基本原則。”12月6日，由中國綠發會、讓候鳥飛公益基金、江豚保護行動網絡聯合發起的公開信中如此寫道。

在他們看來，鄱陽湖水位下降更多是挖沙造成的，也是可以通過上下游的水利調度來彌補的。一個名為天津濱海環保咨詢服務中心的公益組織發文稱：鄱陽湖枯水期提前和延長的關鍵原因更多是“湖區大規模的采沙活動”，未有效治理之前無需利用建閘來解決問題。

胡振鵬則解釋說，挖沙行為并沒有改變鄱陽湖與長江交匯處湖口位置的地質結構，沒有降低湖口地區的河床高度，只是改變了湖區局部地區的水流特征，挖沙造成的影響更多是生態破壞而不是水位的變化，只依靠加強水利調度并沒有辦法彌補平原湖區的枯水問題。

“雙方一起向科學靠攏”

“不是說我在給江西辯護，”曹文宣說：“但是現在討論建鄱陽湖樞紐的目的是要‘兩害相權取其輕’，長江已經這樣了，有的影響已經是不可逆了，工程的作用是彌補退水太快水位下降太快的影響，總比水退干了好啊。”

連通長江的鄱陽湖是長江魚類最后的“避難所”，現在如果不建閘，將眼睜睜看著枯水季時湖底變草原。他舉例說，鄱陽湖里有450只江豚，占到整個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冬天鄱陽湖沒水了，它就會游到長江里去，長江里冬天也沒什么吃的，輪船也多，很可能不是餓死就是被船打死，兇多吉少。

江西省鄱建辦在2016年6月公開的《為了“一湖清水”——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介紹》一文中提及，工程計劃設置4孔凈寬60米的大孔泄水閘，右岸并行布置2條魚道，解決魚類的過閘問題。

在11月29日，環保組織發起的一次鄱陽湖問題研討會上，多個環保組織則明確表示對“魚道”的不信任，大壩建“魚道”更像是掩耳盜鈴通過環評的一種手段，實際并無多大用場。

曹文宣認為，關于目前鄱陽湖工程方案里60米的泄水閘究竟能不能過魚，水的流速究竟是多少，還是一個尚未解答清楚的問題。不過，除了魚道之外，船閘也是可以過魚的。夏季食物量豐富魚類活動頻繁的時候，閘是打開的，江豚的交流不受影響。

在全方位了解到鄱陽湖的生態危機之后，江西省水利廳副廳長、鄱建辦主任朱來友一度認為自己也是“搞環保的”，更多關心環保問題。但是，當他面對一些NGO負責人的質疑時，他又覺得自己對“絕對的環保主義”不能茍同。

“他們跟我說，他們工作的宗旨就是反對人類對大自然的干預，人類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工干預總會起更大副作用。但是我跟他們說，現實的情況是，長江已經不是自然狀態了，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是想消除人為因素帶來的負面效應”，朱來友說。

他說，目前的方案，不再“蓄水”，改變的只是水位，在汛期末的時候將鄱陽湖的水位多保持一段時間。這時長江的流量還很大，然后讓它在枯水季的時候保持較高水位的下流，簡單的說，就是在三峽蓄水導致下游水位突然下降的時候，用水閘穩住鄱陽湖的水，不要跟著一下子被“拉空”，讓水慢點流下去。

這樣，依然是來多少流量的水就放多少，江西省的取水量并不改變，不會為了多用水而蓄水，因此也不會影響到流域下游的城市，化解了上下游“爭水”的矛盾，這也是將鄱陽湖工程納入全流域考慮的改進。

朱來友說，鄱陽湖工程由建壩改為建閘：“既不是生態專家對工程專家的妥協，也不是工程專家對生態專家的妥協，而是雙方一起向科學靠攏。”

鄱陽湖內的碟形湖，近年來冬季枯水期提前、時段延長。

建閘不是一個省的事

“我搞了一輩子水利工作，以前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比較單一，也曾經認為鄱陽湖應該建大壩，但是到鄱建辦之后，覺得自己眼界一下子打開了好多，考慮問題的方式都調整了。”朱來友告訴記者，他現在的崗位要求他不能只從“水利”角度考慮一個工程。

他不僅要經常跟鄱陽湖的自然保護區管委會保持聯系，操心候鳥今年來了多少；也要關注漁業發展，思考推動漁民轉產的問題；還要了解環保、交通，與地方政府多個部門協調工作。

他現在真正擔心的是，鄱陽湖周邊城市人口密集程度高，鄱陽湖越來越枯，“水退人進”，裸露出來的土地開始不斷被人侵入、開墾、建設，要想再恢復的話矛盾就更復雜，難度也更大了。

因此，要把長江看作一個整體對待：水量、水質、泥沙、魚類、鳥類、航運等問題必須結合起來考慮，“任何一方支持者或者反對者都不應囿于自己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或者學科思維，自彈自唱，而是應該系統性地來看待目前面臨的問題，并綜合權衡利弊得失。”他說。

2013年12月13日，三峽工程第一次環評驗收工作會在西直門賓館召開時，曹文宣、陳宜瑜、李文華等多位院士就曾提出：對生態問題進行調查的時候，關心的范圍不僅限于庫區，還要把長江作為一個大的系統來對待。鄱陽湖的問題，包括是不是建樞紐的問題，也都和三峽調度管理有關系，需要結合起來當成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這也是目前反對者們的主要依據。九三學社在其官網發表文章呼吁，停止當前僅水利部門和江西單獨主導的鄱陽湖工程，將鄱陽湖問題放到長江大保護層面進行研究，有更多環保、林業等多學科參與，統籌解決水資源、防洪和生態問題。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也撰文表示，不能只將建設水利樞紐作為唯一途徑，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流域尺度上發生的問題，還將破壞鄱陽湖的自然節律，造成江湖阻隔，破壞生態水文過程和生態系統完整性，最終“只會讓我們更加具化既得利益，虛化未知的生態影響和長遠利益。”

反對者們擔心，一旦鄱陽湖水利工程開建，作為“長江兩腎”的另外一個淡水湖洞庭湖很可能也希望建閘自保。湖泊支流都被人為控制后，對長江下游影響很大，未來可能出現新的矛盾和復雜局面。

清華大學水利水電工程系教授周建軍則告訴記者他的擔憂——一說到長江的環保問題人們就盯著污染物排放的“末端治理”，但是工程的影響、水量和泥沙的變化有時候可能更為致命。

同樣的污染物排放量在不同的水量背景和河流健康水平之下，導致的污染程度都是不一樣的，他認為目前人們太關注污染源而忽視了工程的“致污”作用。

在胡振鵬看來，管理的問題才是工程能不能有效的關鍵所在，如果不建工程，最后鄱陽湖被毀了算是“自然災害”；修了工程，管理跟不上，鄱陽湖被毀了，就全是工程的錯了：“今后老百姓會把我們的墳都挖掉。”

他關心的，除了挖沙、挖螺螄，還有污染的壓力，“有一個工業園長期超標排污，它下游支流進鄱陽湖的斷面總磷濃度嚴重超標，今年是去年的兩倍，如果照這么下去，鄱陽湖被毀掉是遲早的事。”

最近幾年來，鄱建辦、中科院、南昌大學等單位持續地在開展監測、調查等工作。眼下，環評第一輪公眾意見已經征集結束，環評報告還沒有編制完成，浩大的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才剛剛開始。

退休之后的胡振鵬，將自己幾乎所有時間用在了鄱陽湖的研究上。2016年12月，他覺得有些問題已經有了答案，“但是我還是希望更多的專家學者，關心鄱陽湖的人，都能從他們的角度多研究多提意見，挑我們的毛病，給予我們啟發，集思廣益來共同保衛鄱陽湖的‘一湖清水’。”

(記者 劉伊曼 實習生 蘆依)